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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9)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會議定于下午三時開始。下午一時毛澤東就來到懷仁堂東側的游泳池。一時四十分找陶鑄、江華、周小舟三位省委書記談了一會兒,約半個多小時,隨後進入會場。

  據參加那次會議的一位省委書記回憶,當時會議的氣氛是比較平和的,毛澤東作報告時也顯得輕鬆自如,批評「小腳女人」時還連說帶笑。可以想像,毛澤東十分自信地認為,他對農業合作化的形勢估計和指導方針是正確的,對「右傾錯誤」的批判也是正確的,對於指導合作化運動的一套政策和步驟已成竹在胸。

  毛澤東的報告,一開頭就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①(①這句話在毛澤東7月31日作報告時為:「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大風暴就要到來。」8月下旬修改這篇報告時,將「大風暴」改為「高潮」。)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

  這就是毛澤東對當時農業合作化形勢的基本估計,和對農業合作化採取的指導方針。

  他批評在浙江採取的「堅決收縮」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他認為,這些人是「勝利嚇昏了頭腦」。他們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認為這些人「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①(①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頁。)

  毛澤東不是不瞭解,要把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並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是有很多困難的。但是,他認為這些困難是能夠克服的。他說,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多地少,時有災荒和經營方法落後,致使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仍然有困難。他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自然災害,只有聯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因此他斷定,中國的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中國共產黨又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這是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全部立論的基礎,是把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的主要根據。

  毛澤東的報告用了相當的篇幅從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相互關係的角度,論證加快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評鄧子恢等人採取了「特別遲緩的速度」。

  他說:「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於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他又說:「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

  他說:「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於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關於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步驟,毛澤東提出,準備以十八年的時間完成合作化,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採取逐步前進的辦法。

  他對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的進程作出一個大致規劃: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並進。「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①(①以上均見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頁。)同時,他已經看到,由於中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他估計,「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

  在生產上,毛澤東強調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比單幹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於單幹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①(①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頁。)

  毛澤東三番五次地提出,農業合作社必須增產,不能減產。在他的眼裡,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農業合作化成敗的關鍵。根據各地上報的情況,現有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產的,這就給毛澤東以信心和勇氣,大刀闊斧地推進合作化,這也是他用來說服和批評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們的主要事實依據。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總結了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基本經驗,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獨創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論觀點。這個報告,對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歷史和基本指導方針的許多論述是正確的。其中關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相互關係的論述,是非常精闢的;對於農業合作化發展步驟的規劃,大體上也比較穩妥。但是,由於這個報告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批判「右傾」,把提出不同意見、主張在推進農業合作化的實際步驟和計劃上更穩當一些的鄧子恢等,說成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這樣一來,黨內正常的意見分歧被歸結為方針路線之爭,認識上的不同看法變成階級立場問題。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不同意見就很難再發表,關於用十八年的時間完成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實行起來勢必要打亂;關於合作化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這種逐步發展的步驟,也難以保證實施。

  毛澤東在指導一場廣泛的群眾運動中間,歷來注意在反對一種傾向的時候防止另一種傾向。他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後來在修改這個報告時,加寫了這樣一些話:「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傾向」;「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後,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後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這些話是正確的,就毛澤東的主觀願望來說,很希望這些話能夠引起各級領導的注意,以保證合作化運動健康發展而不發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傾」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在群眾運動大發動的情況下,這些話的分量和實效被大大地削弱了,沖淡了,甚至就不算數了,大家的注意力沒有放在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脫離實際條件去求快,以致帶來許多原來沒有料想到的問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八月一日結束。八月三日,毛澤東約鄧子恢談了一次話,從下午二時三十分談到四時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澤東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擺脫其他工作,修改《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稿,精心指導全國的合作化運動。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場游泳三四個小時,晚上工作,直至次日淩晨兩三點鐘,有時到六七點鐘。

  根據這次省市委書記會議討論的意見,毛澤東對報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補充,主要是增加了關於建社準備工作的一段和蘇聯經驗的兩段。八月二十三日將修改本送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懷、陳伯達、陸定一、陳毅、譚震林、鄧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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