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過渡時期總路線(13)

過渡時期總路線(13)

　　《紅樓夢》是毛澤東喜愛和推崇的一部中國古典小說。他對這部書讀過多遍，有許多獨到見解。他認為，應當把《紅樓夢》當歷史來讀，「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②（②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演講，1938年4月28日。），「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③（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12月20日。）。他勸別人要讀一點《紅樓夢》，不然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④（④毛澤東同王海容談話記錄，1965年。）。他分析過小說人物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他用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去解釋小說中許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說過：「《紅樓夢》這部書寫得很好，它是講階級鬥爭的。……多少年來，很多人研究它，並沒有真懂。」⑤（⑤張仙朋《為了人民……》，見《當代》雜誌1979年第2期。）所以，毛澤東歷來把《紅樓夢》看做是社會歷史乃至階級鬥爭的典型反映。不論是對《紅樓夢》社會意義的認識上，還是對這部著作的評價上，毛澤東同過去的「舊紅學」和「新紅學」都截然不同。「舊紅學」用小說中的人和事去附會歷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新紅學」則把小說視為作者的自傳。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即《紅樓夢研究》)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新紅學」的觀點。例如，書中說「《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雪芹為人是很孤傲自負的，看他底一生歷史和書中寶玉底性格，便可知道」①（①俞平伯《紅樓夢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頁。）。「雪芹是要為十二釵作傳」②（②俞平伯《紅樓夢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頁。）。「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底反映。」③（③俞平伯《紅樓夢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頁。）「《紅樓夢》底篇章結構，因拘束於事實，所以不能稱心為好」，④（①②③④俞平伯《紅樓夢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頁。）等等。顯然，這些觀點，毛澤東都是不贊成的。⑤（⑤毛澤東在他仔細閱讀過的俞平伯所著《紅樓夢辨》一書中，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有他畫的杠杠和圈點的筆跡，還打了許多問號，共50多處。本書所引俞著中的那些話，毛澤東都畫了杠杠，打了問號。）

　　毛澤東認為，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個大問題，就是在思想領域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還是資產階級觀點來指導社會科學研究，而不單單是一個純學術問題。所以，他才那麼重視，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黨注意。從兩個青年人批評權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壓制這件事情中，他認為黨內存在著壓制新生力量的情況，這是不能容許的。

　　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專門寫了一封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封上寫了二十八個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中宣部、國務院及有關部委的負責人。隨信附有李、藍的兩篇文章。信中寫道：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付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

　　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

　　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

　　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

　　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

　　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

　　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

　　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

　　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

　　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

　　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栽此文。嗣後，《光

　　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

　　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

　　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

　　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

　　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

　　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

　　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

　　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

　　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國

　　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

　　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

　　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

　　值得我們注意的。」

　　信寫好後，毛澤東覺得還需要交代一下政策問題，便又補寫

　　了一段：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

　　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

　　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①（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頁。）

　　本來，關於《紅樓夢》的討論是一個學術問題，可以而且應當採取平等研討的方法來進行。但是，毛澤東在這封信裡，認為對俞平伯的批評，是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認為不支持或不積極支持這種批評的有關負責人，是「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反映出毛澤東對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情況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並且使被批評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難以用平等研討的方法對問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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