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過渡時期總路線(9)

過渡時期總路線(9)

　　這些意見，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和不安。他認為，這實際上是不贊成工業化，違反過渡時期總路線，必須給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彭德懷講完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報告之後，毛澤東發表講話，他有針對地講了一段「施仁政」的問題。他說：

　　「說到』施仁政』，我們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麼

　　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這個最大的仁政，

　　就要有犧牲，就要用錢，就要多收些農業稅。多收一些

　　農業稅，有些人就哇哇叫，還說什麼他們是代表農民利

　　益。我就不贊成這種意見。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現在發展工業建設也是施仁政。

　　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爭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幹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①（①《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頁。）

　　毛澤東在這裡闡述了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問題。二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當前利益必須服從長遠利益，強調當前利益而妨礙長遠利益是錯誤的。從根本上說來，人民的長遠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澤東這段論述，有利於人們對優先發展重工業實現工業化的方針的認識。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原則無疑是正確的。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如何恰當地處理，對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如何具體掌握，做到適度，以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這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的。

　　優先發展重工業，在「一五」期間，主要體現在重點建設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項骨幹工程。這些項目，無論就其建設規模還是技術水平，在中國都是前所未有的，為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為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重要基礎。

　　優先發展重工業，決不意味著忽視其他事業的發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出的《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要「集中力量保證重工業的建設」，但「決不能理解為可以忽視輕工業的發展、農業和地方工業的發展、貿易合作事業和運輸事業的發展及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以至放鬆對這些事業的領導。如果那樣，顯然也是錯誤的」。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四月，毛澤東審閱了陳雲提交的《五年計劃綱要(初稿)》，並批送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審閱。十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等乘專列離開北京，經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達廣州。周恩來是晚幾天乘飛機來到的。這次到廣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審議五年計劃草案。毛澤東在這裡整整呆了四個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回到北京。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經過審議正式通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作為國家工業化的良好開端載入共和國的史冊。

　　正當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需要全黨團結一致地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共產黨內出現了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嚴重事件。這是毛澤東所沒有料到的。

　　高崗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調北京，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原任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九五三年調北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這時，正在準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醞釀党和政府領導機構的調整和人選問題。個人野心急劇膨脹的高崗、饒漱石以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已到，便加緊進行陰謀活動，集中反對在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劉少奇、周恩來。

　　高崗對劉少奇的嫉恨由來已久。建國前夕，劉少奇曾批評東北局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有「左」的錯誤。高崗心懷不滿，在當時任蘇聯經濟專家組組長的柯瓦廖夫面前毫無事實根據地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柯瓦廖夫隨即寫信報告斯大林。高崗還搜集劉少奇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整理成系統材料，並稱劉少奇自七大以來犯了一系列錯誤。後來，他發現毛澤東在農業互助合作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問題上，和劉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認為劉少奇的地位將發生動搖。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後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為減少層次，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還重新明確了政府職能部門的歸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貿、僑務等)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及重工業部等八個工業部門由高崗負責(由此以高崗為主席的計劃委員會，有「經濟內閣」之稱)；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負責；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等由鄧子恢負責；勞動部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這些決定，是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共同商定的，目的在於加強中央集體領導，以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但在利慾薰心的高崗看來，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來對政府工作的領導權，而擴大高崗的權力。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崗找到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說毛主席找他談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央正式授權，草擬了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給高崗看過，又同饒漱石談過。在高崗看來，安子文是劉少奇的人，他認定這個名單是劉少奇授意搞的，便到處散佈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無林」(即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了。高崗利用名單問題大做文章，在黨內進行挑撥。

　　高崗首先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發難。他和他的極少數追隨者在會上發表無原則的言論，製造黨內糾紛，在會外散佈流言蜚語，誣衊中央有「圈圈」，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他特別著重攻擊劉少奇，同時鼓吹他自己。饒漱石也在這個時候同高崗站在一起反對劉少奇，所謂「圈圈」問題就是饒漱石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提出來的。饒漱石先是在中央組織部內部，向被他認為是劉少奇「圈子」裡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發動無理的鬥爭，隨後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間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又搞了直接反對劉少奇的鬥爭。

　　全國財經會議後，中共中央提出我國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曾提出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他退居二線。高崗認為謀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已經到來，他的陰謀活動更加肆無忌憚。他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把打擊的矛頭首先對著劉少奇。他捏造說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工作不滿意。還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高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種場合他又主張由林彪擔任部長會議主席。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在高級幹部中遊說，加緊篡黨活動，散佈大量分裂黨、攻擊劉少奇的言論。說什麼「槍桿子上出黨」、「党是軍隊創造出來的」，製造「軍黨論」，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党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党」的根本原則，去煽動和影響一部分軍隊中的高級幹部，圖謀奪取党的領導地位。他把中國共產黨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兩部分，並把自己說成是「根據地和軍隊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認為，黨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現在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裡，需要徹底改組，由「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也就是由他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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