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過渡時期總路線(8)

過渡時期總路線(8)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概括起來，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礎，是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宣傳提綱指出：「社會主義工業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只有充分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才能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工業，才能支持社會主義的商業，改造和代替資本主義商業，才能用新的技術來改造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才能最迅速地擴大生產，積累資金，造就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才，培養社會主義的習慣，從而創造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1953年12月。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頁。）

　　毛澤東把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關係，比作「主體和兩翼」。「主體」和「兩翼」是密不可分、互為前提的。實現國家工業化，即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同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是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在一方面，他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②（②毛澤東同陳伯達、廖魯言的談話，1953年lO月15日。見《毛澤東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頁。），另一方面，他又始終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在轉變為社會主義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

　　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獨立的同時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舊中國，在腐朽的反動政權統治下的舊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只能是一種夢想。「實業救國」的道路走不通，資本主義工業化這條路也無法實現。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反動政權，掃清了道路，中國才獲得實現工業化的條件。國家工業化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奮鬥目標。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頁。

　　他又說：「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②（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頁。）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具體化。這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同七大時相比，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為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而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勝利，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任務已經緊迫地提上議程。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不僅是由鄉村到城市的轉移，而且是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後者比起前者，任務更加艱巨，意義更為深遠。深刻地認識到這些變化，在一系列的會議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斷地指出，提醒全黨高度重視並採取步驟加以實現的，正是毛澤東。

　　毛澤東關於國家工業化的思想，是從總結中國近代歷史經驗中產生的，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上的。他同「實業救國」論劃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義劃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給秦邦憲的信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①（①《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頁。）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抗日戰爭時期，人民還沒有獲得政權，但他從理論上已十分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機器工業(也就是大工業)為基礎。沒有大工業，就不能勝利，就要失敗，就要滅亡。

　　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國人民多少年來的願望，也是毛澤東一生追求的目標。

　　新中國成立後，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十分繁重，還不可能立刻著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但毛澤東始終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反復思考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具體步驟。他提出的「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構想，就是指導經濟工作和工業建設的行動綱領。

　　為籌劃國家工業化，還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毛澤東就指導制定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使國家工業化從百年夢想變為現實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一步。

　　第一個五年計劃，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澤東自始至終地指導著這一工作的進行。他多次主持會議聽取和討論工作彙報，提出指導性意見，仔細審閱一個又•個計劃草案。五年計劃的基本方針、基本任務等重大問題，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確定的。

　　中國的工業化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行，是在經濟非常落後的情況下起步的。既缺少資金，又沒有先進的技術裝備和足夠的建設人才，對編制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更完全沒有經驗。當時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度並實行全面封鎖的條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幫助是來自蘇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政府給了中國以巨大的幫助，五年計劃的編制也是在蘇聯直接幫助下完成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澤東委託，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帶著試編出來的《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前往蘇聯，徵詢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意見。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來等回國。當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周恩來等關於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彙報。會議就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等進行了討論。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初步構想，為五年計劃的制訂確定了根本指導思想。五年計劃納入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軌道，成為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大步驟。

　　這年年底，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負責人討論了《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指示中說：「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業已開始。這一建設規模之大，投資之巨，在中

　　國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為了加速國家建設，除應動員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人力和財力以赴外，必須加強國家建設的計劃工作，使大規模建設能在正確的計劃指導下進行，避免可能發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頁。）

　　在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實現工業化，應當採取怎樣的方針，通過怎樣的途徑，這是擺在毛澤東和五年計劃編制者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他們很費思索的一個問題。世界各國如何實現工業化，不外兩種。一種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路，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實現工業化。一種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走過的路，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只用十幾年就實現了工業化。經過反復比較和論證，根據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和侵略威脅)和國內實際狀況(幾乎沒有重工業，交通運輸極不發達，輕工業雖有一些，開工還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裝備的補充和改造)，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聽取編制五年計劃情況的彙報時講到：為了保證國家的獨立，我們在編制五年計劃時要把建設重點放在重工業上，以增強國防力量，向社會主義前進。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②（②《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頁。）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實現工業化，就是為了儘快改變經濟落後面貌，維護國家獨立，使我國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從哪裡來？主要來自農業的積累。這是由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這種國情所決定的。中國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國家那樣從掠奪殖民地來取得資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農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總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點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點七，直到「一五」計劃最後一年的一九五七年，還占到百分之四十六點八。①（①《中國農業年鑒》(1980)，農業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頁。）這自然成為中國工業化資金的主要來源。為了盡可能照顧農民的利益，國家採取縮小剪刀差的辦法，使工業發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農民身上。但畢竟還是要較多地取之于農民，否則就沒有工業化可言。對此，在一些人們中間，包括共產黨內的人和黨外的朋友持有異議。有的人還認為，由於建設重點在工業，「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九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見《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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