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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總路線(1)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了三年光輝勝利的歷程。在中國的大地上,灑滿春天的陽光,充滿生機和希望。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取得偉大勝利,「三反」、「五反」運動業已結束。從一九五三年起,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就要開始了。

  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個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即「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從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準備的任務已經實現了,下一步應當怎麼走?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正在作通盤的、長遠的考慮,並且從理論上給予指導。此時,他不僅考慮著中國如何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問題,而且還在醞釀提出一個對今後中國的發展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

  根據現存的文獻記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最早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說:「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私營占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國營占百分之六十七點三,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五年比例會更小(資小我大),但絕對數字(指資)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五年以後如此,十年以後會怎麼樣,十五年以後會怎麼樣,要想一想。」資本主義的「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農參加,後五年可以讓其參加。」①(①薄一波給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請薄一波提供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有關材料。薄一波從他的筆記本中記錄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其他中央會議上講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摘要寫成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記錄本遺失,這封信是保存下來的一份記錄毛澤東醞釀形成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材料。)

  出席這次書記處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陳毅、薄一波、羅瑞卿、粟裕、安子文、楊尚昆、饒漱石、習仲勳、聶榮臻,共十六人。據薄一波回憶,對毛澤東上述論點,中央其他領導人沒有提出異議。此後又多次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討論。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頁。)

  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這個講話表明,他關於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

  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是根據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理論,並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出決定的。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兩個革命階段必須分清,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兩個革命階段又必須銜接,第一步為第二步準備條件,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①(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生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頁。)

  但是,何時轉變,怎樣轉變,轉變的具體步驟和方法是什麼,這需要根據情況的發展在實踐中去解決。毛澤東,還有中國共產黨其他領導人,原來這樣設想: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裡,首要任務還不是立即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始大規模的國家工業化建設,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為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這就是說,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待條件成熟後,再視情況,採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舉進入社會主義。直到一九五。年,毛澤東還是這樣設想的。他認為,中國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將來」。他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②(②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1950年6月23日。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頁。)

  在作出這種設想的時候,毛澤東既充分估計到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有利因素,這裡包括: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國家掌握經濟命脈,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地位;合作社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穩步發展。也充分估計到還不能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種種條件限制,這主要是:國民經濟還沒有恢復和發展,大規模國家工業化建設尚未展開,缺乏向社會主義轉變所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經濟秩序;占國民經濟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雖然正在擺脫封建制度的枷鎖,但其生產方式還是個體的、分散的、十分落後的,要把它們通過適當形式引導到合作社經濟的軌道,還要有一個過程;在中國現代工業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還沒有納人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要想使情況根本改觀,具備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條件,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建國時估計,大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①(①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頁。)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國社會經濟的現實生活中,已經發生一些超出原來預料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在以巨大財力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情況下②(②1951年軍費開支占傘年財政開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減少。),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奇跡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國建立剛剛三周年之際,傳來了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的喜訊,工農業總產值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長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計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恢復國民經濟。第二個變化是,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占百分之四十三點八,私營占百分之五十六點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國營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點三,私營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國營經濟已經超過私營經濟。經歷「五反」運動後,私營工商業已經開始納入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出現了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在工業和商業流通領域中,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實際上已經開始。第三個變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主要是互助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為主要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有很少數集體農莊。繼土改之後的一場更加深刻的農村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變革,也在悄然興起。

  這三個重要社會經濟現象,反映到毛澤東頭腦裡,使他作出新的理論思考和決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業公私比例的變化。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問題,而是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和正在逐步實現轉變的集中反映。

  毛澤東歷來重視對社會經濟狀況作數量分析,並以此作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據。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從理論上和原則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關於中國經濟狀況的一個基本數據上。

  中國工商業產值中公私比例數字的變化,成為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依據。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同他對於國際國內形勢的分析和判斷也密不可分。他估計,世界戰爭大體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來,爭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①(①薄一波給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同時,朝鮮戰爭接近尾聲,國內各種社會改革已基本完成並轉入建設時期。這樣,就有可能提出過渡的問題。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還同他對當時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關。革命性質的轉變,決定於階級關係的變化,決定於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前面已經提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將結束、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時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①(①毛澤東對《關於民主黨派的決定(草案)》的批語,手稿,1952年6月6日。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頁。)

  改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步驟的提法,即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後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帶有轉折意義的大事。對此,毛澤東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儘管中共其他領導人沒有異議,但他覺得仍有必要聽聽斯大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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