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建設邊區，戰勝困難(3)

建設邊區，戰勝困難(3)

　　最初，黨內對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任弼時、朱德以及邊區中央局的一些負責人主張採取積極發展的方針。具體辦法主要是：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人民運鹽和增發邊幣。林伯渠、謝覺哉擔心這些作法會加重人民負擔，因此主張把解決困難的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不贊成增發邊幣。鹽的產運銷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

　　毛澤東贊成積極發展的方針。他提出要實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資生產事業，主要是投資鹽的生產。他提出一個怎樣對待邊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政策問題，說：各種壟斷的辦法必須立即改變，不要妨礙私利，要實行貿易自由政策，過去實行以公營事業吞併私人事業的政策是不對的。對邊區發展資本主義不要害怕，過去黨內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的口號，今後改用反對貪污腐化。(27)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下大力氣對財政經濟工作進行了研究。他在致謝覺哉的信中寫道：「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然後是輸出三千萬元以上的物產於境外，交換三千萬元必需品入境，以達出入口平衡或爭取相當量的出超，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今年之僅僅注意公業投資未能顧及私業投資，是由於等著公營事業救急的特殊情況，由此產生的害則是與民爭利（壟斷）及解決不了大問題。明年決不能繼續這個方針，僅有鹽業投資是明年應該繼續的，而其他公營的農、工、商業則只當作必要的一部分繼續下去。」要把鹽作為例外，因為邊區北部盛產食鹽，鹽的收入是邊區政對除公糧外的最大收入，鹽的外銷占邊區對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鹽的第一個好處是解決出入口平衡問題。出入口問題一解決，則物價、幣價兩大問題即解決了。」(28)

　　為什麼要實行這些政策？毛澤東這樣回答：「首先是根據於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等）。」「邊區有了今年經驗，明年許多事都好辦了。」(29)

　　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託毛澤東找林伯渠、謝覺哉、任弼時、朱德等談話，溝通意見，解決分歧。(30)毛澤東採取「先做個別商討，然後再開會議，較為有益」(31)的辦法，做了許多耐心細緻的工作。

　　林伯渠、謝覺哉都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深受毛澤東的敬重。為了說服這兩位老同志，毛澤東多次登門拜訪，常常談至深夜。凡是這兩位老同志提出的問題，毛澤東都要請邊區中央局去核實情況，做出答覆。林伯渠、謝覺哉也非常信任毛澤東。謝覺哉說：「毛澤東同志從不輕臧否人」，所以願意同他談心裡話，單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間，謝覺哉寫給毛澤東的信就達數萬言(32)。對林伯渠、謝覺哉的每一封來信，毛澤東都「過細地讀了」，並且及時寫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說：「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於一是。」還說：「事情只求其『是』，閒氣都是浮雲」，「求達『和為貴』之目的」。(33)毛澤東曾懇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麼困難，可以隨時找他，說：「我雖不能為你分憂，但人事調整方面可多少幫你的忙」(34)。

　　無論在談話或書信中，毛澤東對解決邊區財政經濟的幾個具體問題都坦率地講了自己的意見，並十分注意聽取林、謝二位老同志的意見。他在給謝覺哉的一封信中，懇切地說：自己提出的論點，「如你及林老覺得有錯誤，即祈毫不客氣，一一指正，以歸一是」。

　　關於黨內在財政經濟問題上產生爭論的原因，毛澤東認為主要是由於缺少經驗，對沒有做過的事，誰也難以說有十足的把握，因此應該加強調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說：「凡人（包括共產黨員）都只能根據自己的見聞即經驗作為談話、做事、打主意、定計劃的出發點或方法論，故注意吸收新的經驗甚為重要，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作。」(35)他要求負責起草財經綱領的陳正人多聽取邊區政府銀行行長朱理治、財政廳廳長南漢宸、建設廳廳長高自立、八路軍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葉季壯及糧食局、貿易局的意見，因「他們是實際經手人員，從他們收集各方面確實的材料與意見，起草的東西方更準確」。(36)毛澤東還為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寫了按語。高克林採訪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等人後所寫的這個調查報告，記述了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講到不少過去不曾遇見過的新情況和新經驗。毛澤東號召大家向高克林學習，「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同意毛澤東所提方針：「根據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特點，邊區應從發展經濟與平衡出入口，以解決人民生活與政府財政兩方面問題。規定：發展經濟應以民營為主，公營為輔，平衡出入口，增加鹽的運銷，以官督民運為主，自由運鹽為輔。」在六次會上，毛澤東還強調，在革命與戰爭的環境下，部分的強制性負擔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

　　毛澤東這些細心觀察並研究了實際工作中積累的新經驗後提出的意見，終於基本上統一了幾個月來黨內對如何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存在的不同認識。

　　糧食問題，這時是邊區經濟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最初，邊區各部門的用糧來源於兩個方面：一個是征糧，徵收的對象主要是地主和富農，中農負擔很輕，貧農全無負擔；另一個是靠邊區政府撥款採購。一九四〇年，外援斷絕後，邊區政府已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糧，只能全部依靠征糧。一九四〇年所徵收的公糧，供應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時，在部分地區已出現斷糧現象。不久，各地糧食供應普遍發生恐慌。政府先後買糧一次，借糧兩次，才勉強支撐下來。為了保證一九四二年的供給和歸還一九四一年的借糧，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經過再三研究，決定一九四一年征糧二十萬擔。這當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〇年徵收的公糧九萬擔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戰以來邊區征糧數字最高的一次。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不滿情緒。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大雨，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電擊死(38)。事後，一個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這個農民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一個農民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它反映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毛澤東後來談到這件事時說：「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27)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1年3月5日。
　　(28)《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頁。
　　(29)《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頁。
　　(30)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1年8月6日。
　　(31)毛澤東致謝覺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謝覺哉日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頁。
　　(33)毛澤東致謝覺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頁。
　　(35)毛澤東致謝覺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頁。
　　(37)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1年8月13日。
　　(38)《謝覺哉日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頁。
　　(39)《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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