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建設邊區，戰勝困難(2)

建設邊區，戰勝困難(2)

　　「三三制」原則提出後，許多幹部思想不通，擔心「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擔心會失去「流血犧牲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權」⑩。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做一些說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開幕，通過施政綱領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有針對性地闡述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原則和意義。他說：「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

　　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政策？毛澤東繼續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強調：「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⑾

　　為改變第一屆邊區會議選出的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毛澤東提議：「這次參議會選舉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時，兩個副主席中要有一個是由非党的進步人士充當。」⑿根據這個原則，第二屆邊區參議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高崗為參議會議長，綏德縣的開明紳士安文欽為副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米脂縣的開明紳士李鼎銘為副主席。選出的邊區政府委員十八人中，中共黨員人數有七人，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德高望重的老共產黨員徐特立馬上申請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遞補。

　　毛澤東的真誠態度，深深感動了許多中間人士。會議的第二天，李鼎銘對人講：「昨天毛先生講的幾句話，真教我五體投地。他說我們的施政綱領與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還做得不夠，他們仍舊掌一種閉門主義，不肯信任別人，把持包辦，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說得這樣清楚，說得這樣透徹，真是絕頂聰明。」⒀他後來還對人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⒁一位七十九歲的老人李丹生議員在大會閉幕時代表全體議員發言，稱讚中共「誠所感人」，並希望「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⒂

　　「三三制」的實行，使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⒃毛澤東自豪地說：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陝甘寧邊區就是模範。這也是新中國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國朋友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國。」⒄

　　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對其他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巨大的示範作用。從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懷這樣評價：「這個邊區給全國，給敵後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義，也是新民主主義在陝甘寧邊區認真實現了，對全國來說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因為這是國民黨人幾十年講要實現的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沒有做。對敵後所有解放區亦有很大的幫助，這裡的許多經驗介紹給敵後解放區，使他們的民主建設得到更快的、更順利的進行，對堅持戰爭準備反攻有好處。」⒅

　　在指導邊區工作中，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幹部之間的團結。陝甘寧邊區是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創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央紅軍到來後，邊區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迅速地擴大發展起來。但大批外來幹部的湧入也帶來一些矛盾，有一些外來幹部看不起本地幹部，甚至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⒆，引起本地幹部的不滿。這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本地幹部同當地的民眾有著長期的血肉聯繫，如果不能團結好本地幹部，也就不可能在當地人民中深深地紮下根來。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即予以糾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協調工作，他把重點放在教育外來幹部上，要他們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主力部隊要幫助發展地方武裝，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邊區黨委改成中共邊區中央局。規定除軍事活動須經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外，邊區黨政各部門工作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都統一於邊區中央局領導下。中央局書記是高崗，副書記是謝覺哉，常委有蕭勁光、高自立、張邦英、王世泰、劉景範。中央還決定由這年春天從蘇聯回國的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負責指導邊區工作。毛澤東雖然很忙，但對邊區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管得還是很多。不久，中共邊區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改為中共西北中央局。邊區黨政軍領導的統一與團結的加強是陝甘寧邊區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重要保障。

　　正當陝甘寧邊區的工作在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時，邊區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明顯，主要反映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毛澤東這樣寫道：「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⒇

　　對這種局面的出現，毛澤東早有思想準備。抗戰剛轉入相持階段時，他就意識到：「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21)困難一露頭，毛澤東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開的後方軍事系統幹部會上講話中說：我們現在錢雖少但還有，飯不好但有小米飯，要想到有一天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麼辦？無非三種辦法，第一餓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餓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產。我們來一個動員，我們幾萬人下一個決心，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我看有這種可能。(22)接著，又提出通過生產運動來解決和改善邊區軍隊和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23)不過那時邊區財政收入還有海外華僑、國內民主人士和抗日團體的捐款，以及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軍餉的節餘部分，取之於民的賦稅負擔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〇年秋，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的外援全部斷絕。與此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波及每一個縣。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只有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難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響亮地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蕭勁光回憶：「一天，毛澤東同志把林伯渠、高崗和我找去，對我們說：我們到陝北來是幹什麼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麼辦？我看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願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第三靠我們自己的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他的這段話，既風趣，又易懂，像一盞明燈，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們三人不約而同地回答說：大家都會贊成第三種辦法。毛澤東同志聽了，笑笑，接著說：現在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鎖、克服困難的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邊區財政經濟困難關鍵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用了許多時間來研究和確定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毛澤東認為：就現實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並把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看作是「學習治國」。

　　為了統一對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時、李富春、高崗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林伯渠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外，增加了書記處工作會議，由在楊家嶺的政治局成員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凱豐七人組成。在這一段時期內，政治局或書記處的會議幾乎每次都要談到財政經濟問題。毛澤東還請周恩來、董必武將重慶的經濟書籍「盡力搜集寄來」(26)。

　　⑩ 劉景範：《回顧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頁。
　　⑾《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頁。
　　⑿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1年11月10日。
　　⒀《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1月編印，第242、379頁。
　　⒁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頁。
　　⒂《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1月編印，第242、379頁。
　　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頁。
　　⒄《謝覺哉日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頁。
　　⒅彭德懷：《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上的講話》，《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1月編印，第438頁。
　　⒆《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頁。
　　⒇《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頁。
　　(21)毛澤東為《八路軍軍政雜誌》創刊撰寫的發刊詞，1939年1月2日。
　　(22)毛澤東在後方軍事系統幹部會上的講話記錄，1938年12月8日。
　　(23)毛澤東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的講話記錄，1939年2月2日。
　　(24)《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頁。
　　(25)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澤東致周恩來、董必武的電報，194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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