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西安事變前後(4)

西安事變前後(4)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因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瞭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只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後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先發了言，最後又作了結論。他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他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他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他當時的設想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的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他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27)與會者還有九個人發了言，其中講得最激烈的是張國燾。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28)

　　張聞天不同意這個意見，說：「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29)毛澤東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30)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電告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31)周恩來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張學良專機抵達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處理事變。

　　周恩來在十七日到達西安，立刻同張學良面談，且於當夜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五個師入潼關、逼渭南。「張擬以楊部控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使紅軍參加。」他已同張學良商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防。電報中還報告說：蔣鼎文已釋放，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明日來西安。「我們商定條件：（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32)第二天，周恩來又兩次來電報告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甯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33)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況和建議。

　　在收到周恩來來電的同時，毛澤東又獲悉：日本外相十七日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張聞天、博古等商定，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十八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表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要求國民黨：「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並表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乾淨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這時，西安事變發生後各方面的情況已比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和結論。他在報告中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現，這是對於抗日不利的。」我們必須指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是完全不對的。」他接著說：在另一方面，西安事變的發生是由於南京政府不立刻對日抗戰、尤其是由於蔣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進抗日（力量）與親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這是光明的一面」。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對於好的方面發揚，對於黑暗方面給以打擊」。他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當時，蘇聯《真理報》兩次發表評論，指責西安事變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澤東不同意蘇聯的這種說法，指出：「日本說蘇聯造成，蘇聯說日本造成，雙方對於事實的實質都有抹煞。」他堅持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表示：「我們準備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35)

　　會議討論時，政治局內部的意見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贊成毛主席這個解釋。」我們應著重指出，目前的問題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不是蔣個人的問題，「不採取與南京的對立」。(36)張聞天說：「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我們應儘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37)

　　毛澤東作結論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面，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只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38)

　　(27)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12月13日。
　　(28)張國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12月13日。
　　(29)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12月13日。
　　(30)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12月13日。
　　(31)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的電報，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1936年12月18日。
　　(35)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12月19日。
　　(37)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12月19日。
　　(38)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結論記錄，193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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