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西安事變前後(3)

西安事變前後(3)

　　九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又作了三次長篇發言，著重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他說：對民族反日統一戰線的領導，不是願意不願意，而是有力量領導和沒有力量領導的問題。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同。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力量薄弱，我們在大革命時聯合了它。當前經濟危機加深，日本壓迫，「使民族資產階級又有轉變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們重新提出和資產階級聯合，有蘇區、紅軍的存在，應當由共產黨領導，才能實現抗日的勝利。事實證明，也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的，現在正在爭。「我們現在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22)他還說：加緊對南京政府以外的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會議為適應新的形勢，決定改「人民共和國」為「民主共和國」，並作出《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會後，毛澤東草擬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後脫稿。協定草案共八條，其中規定：為實行對日武裝抗戰，實現抗日救國聯合戰線，建立民主共和國，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國民黨方面承認：停止進攻紅軍與進犯蘇區，劃定紅軍屯駐地區，改革現行政治制度，允許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釋放政治犯。共產黨方面承認：紅軍不向國民黨區域攻擊，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言論與行動，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的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指揮與統一編制。這個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成為後來國共談判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自從中央政治局確定了以南京政府作為主要的談判對手以來，毛澤東在指導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進行談判外，還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主張「停戰議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他還努力同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繫，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與支持。

　　在這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同楊虎城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內取消敵對行動、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協議。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留在西安，公開身分是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十月初，毛澤東等又派葉劍英到西安張學良部作為中共中央的常駐代表，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係進一步改善，步調更趨一致。在西北地區，已經初步形成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當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轉變，走的不是一條筆直的路，中間又有不少波折。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在他看來，所謂「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由他們收編。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來強行解決，他仍認為是「上策」，還要再試一試。

　　當「兩廣事變」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買和軍事討伐的辦法解決後，蔣介石認為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在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胡宗南部就是在這時又調到西北向紅軍進攻的，想給紅軍以大的打擊後再在談判桌上講條件。

　　處在從內戰到抗日的轉變關頭，毛澤東善於運用靈活的策略，對蔣介石採取的多種手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軍事上，他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告訴他：「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於防禦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在政治上，當蔣介石邀周恩來前去會談時，毛澤東指出：「先停戰，後談判。」蔣介石大舉進攻西北的情況，使周恩來無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漢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談判。從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陳立夫進行了三次會談。陳立夫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態度十分強硬，提出在陝北的政權必須取消，紅軍只留三千，師長以上一律解職出洋等。這樣，談判只能擱淺。到十二月初，當陳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敗後，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

　　這時，毛澤東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十八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駡。」「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24)

　　可是，蔣介石卻視毛澤東等的忠告為軟弱可欺，認為，紅軍的處境已難以為繼，又變本加厲地調集三十萬軍隊準備「圍剿」紅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甯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帶著這批人和其他軍政要員飛抵西安，給張學良、楊虎城施加壓力。蔣介石住在臨潼華清池附近的臨時行轅裡，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兩個方案：（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剿共」。張學良、楊虎城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蔣介石「苦諫」，反又遭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這就把張、楊逼到了絕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推動，終於驅使張、楊下定決心，採取非常手段，實行「兵諫」。

　　十二月十二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和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十多名軍政要員，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事先並不知道西安事變將要發生。事變發生的當天清晨，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25)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電報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在毛澤東住的窖洞裡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周恩來在同一天複電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複。」(26)

　　(2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頁。
　　(22)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9月15日。
　　(23)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6年11月13日。
　　(24)毛澤東、朱德等給蔣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張學良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1936年12月12日。
　　(26)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93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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