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西安事變前後(5)

西安事變前後(5)

　　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表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於政治局內部意見已很一致，這個通電並沒有等候共產國際的來電，就在十二月十九日當天發表了。

　　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毛澤東在十九日這一天就起草並發出十四份電報。其中，發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的電報有十一份，通報了中央的決定並提出具體的工作部署。發給在前線指揮軍事的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有兩份，命令他們率領野戰軍急行軍直達長武待命，並派八十一師和二十八軍開赴延安接受任務，給張楊以實際的援助。還致電在南京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共產國際的來電，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內容和中共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基本一致。毛澤東立刻在當晚八時把它轉發給周恩來。共產國際來電的全文如下：

　　「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39)

　　潘漢年那時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館裡。這是因為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急於瞭解中共的態度，經過宋慶齡的介紹，潘漢年從上海到南京住進了宋公館。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立刻把它交給宋子文轉送國民黨中央。他還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特殊身分，從旁支持宋美齡等力排眾議，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當他接到毛澤東十九日的密電後，又把剛剛譯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立刻交給宋子文，並說：宋委員最瞭解張學良將軍，他一定會熱情歡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認為潘漢年這個話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經過同親日派的辯論後獲准「以私人資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顧問端納陪同飛抵西安。張學良在見到宋子文時，坦率地告訴他：只要蔣答應張、楊通電中的八項主張，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將一致同意釋放蔣介石。隨後陪同他一起去見蔣介石。周恩來也明確轉告宋子文：中共並未參與此事，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希望他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飛回南京。

　　毛澤東在二十一日又致電潘漢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談判的五項條件，要他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表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40)

　　潘漢年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從旁促進宋美齡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齡接到張學良歡迎她前往西安的電報後，立刻在端納、宋子文等陪同下飛赴西安。

　　周恩來在西安極為複雜的環境中，機智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雙方談判創造了良好條件。談判從二十三日上午開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後來又加上宋美齡，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一開始，張、楊重申他們在通電中提出的八項主張，周恩來也說明中共的六項主張。經過兩天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對談判的一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承諾。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當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

　　「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41)

　　張學良以為蔣介石已經承諾了和談條件，又怕時間久了在內部會橫生枝節，經宋子文請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蔣介石離開西安。他事前沒有告訴別人，連周恩來也沒有通知，下午三點多拉著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乘車直奔機場。蔣介石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42)看重義氣而經驗不足的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反而遭到蔣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長達半個多世紀。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一種力量逼著他來轉變。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這是客觀上包含了這一意義。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他進一步分析西安事變能夠造成這個轉變實現的原因：「西安事變這樣的收穫不是偶然的，因為國民黨已開始動搖，醞釀了很久。」「他們內部矛盾發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變便解決了這個矛盾。這是醞釀成熟、時局轉變的焦點。西安事變是劃時代轉變新階段的開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變雖然取得了這樣重大的收穫，並不是什麼問題都已解決了，中間還會發生障礙，今後的任務還很艱巨。他說：「國共合作雖然說了很久，尚未實現。聯俄問題，亦在動搖中。」「西安事變仍是在發展中，我們應該教育落後（分子），更多的爭取中間分子。」但他對前途是樂觀的，在作結論時說：「關於內戰是否結束？我們應該說基本上是結束了。至於前途，不是內戰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與遲緩問題。」(43)當事態正處在發展變動中的時候，毛澤東就作出這樣明確的判斷是很及時的，也是富有預見性的。

　　(39)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36年12月20日。
　　(40)毛澤東給潘漢年的電報，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頁。
　　(42)《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頁。
　　(43)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和結論的記錄，193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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