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西安事變前後(2)

西安事變前後(2)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稱讚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範」。並且提出：過去我們的工作方針，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遊擊戰爭，第三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以後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合戰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現在大家應該出馬，不應該關起門來。不僅要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層的工作。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一工作。⑾會議通過了毛澤東這個提議。

　　對張學良的複雜處境，毛澤東十分關心。他在八月九日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⑿

　　在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建立聯繫後，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的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寫信給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繼續推動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⒁楊虎城收到毛澤東的信後十分感動，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中共中央也和國民黨直接對話，努力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並實現民主自由與制裁漢奸，我們和紅軍不獨不妨害你們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並願和你們密切合作。」「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⒂這封信七月十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宣佈後，產生了積極的反響。蔣介石的報告中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這比他在國民黨五大上所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顯然又進了一步。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同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這在九一八事變以來還不曾有過。

　　日本步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也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人員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情緒。他們原來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夠適可而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國際社會能對日本實施制裁，使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但這些希望都落了空。華北事變的發展，特別是日本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的出臺，把南京政府逼到幾乎無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它的對日政策。

　　國內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七月底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的報告和結論。報告中說：蔣介石對日的基本方針，在戰略上沒有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戰術是變了；戰術既大變，將來有可能影響他們戰略的動搖。報告說：我們三月提出談判的五條原則後，他們在五月答覆時提出四項辦法〔注：（一）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參加抗戰待遇同中央軍；（三）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⒃〕。從這可以看出蔣介石有動搖的可能。他們五屆二中全會來信對談判又提出新的四條〔注：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稱這四條是：「（一）尊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這新四條同五月的四項辦法有些變化，現在是著重統一，對紅軍開赴綏遠抗日沒有提。「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從蔣介石的態度來看：「現在總方針變了，現在是鞏固他的統治。從前和我們無往來，現在有些改變了，現在他也來談統一戰線，他可能改成國防政府，但要他統一指揮，使群眾對他改變態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這一民族運動，不願站在敵對地位。」我們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為要達到真正的抗日，必須要經過這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澤東還在結論中提出：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後抗日，我們是要他先給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樣程度，才同他講統一。「我們又要抗日，又要統一。」「『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現在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同時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⒅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後談判的主要對手，決定發表公開宣言和秘密文件。這次會議標誌著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會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口號，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等。⒆

　　會議決定發表的「公開宣言」，就是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它敘述了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主張，嚴肅地批評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和它造成祖國大片河山淪喪的嚴重後果，同時也肯定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有了若干進步」，但仍不能滿足全國人民強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國滅族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向國民黨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它在最後明確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議：「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党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⒇

　　會議決定在黨內所發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我們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21)

　　⑾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7月27日。
　　⑿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寫給張學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澤東寫給楊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澤東寫給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頁。
　　⒃諶小岑：《西安事變前一年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問題的一段接觸》，《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的記錄，1936年8月10日。
　　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結論的記錄，1936年8月10日。
　　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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