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13)

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13)

　　這時，出現過一個對紅軍打破「圍剿」很有利的機會：曾在上海奮起「一·二八」抗日作戰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了福建事變，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打倒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等口號。(31)在這以前他們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雙方草簽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福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不得不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轉入福建，討伐十九路軍。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繼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些中間派力量看成「最危險的敵人」，又害怕紅軍主力向蘇浙皖贛地區突進會造成中央蘇區的丟失，拒絕採納毛澤東的這個建議。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紅軍也因錯失時機而無法打破「圍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會議期間，周恩來向博古表示：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事「似無此必要」。博古等堅持原議。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議還通過中共中央提議的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三月十五日，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佈第一號訓令，提出「在繼續開展查田運動中，必須堅決反對拿『算階級』來代替查階級，拿百分數的計算代替階級鬥爭」。提出：「必須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藉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的主要危險。」這些，顯然都是針對毛澤東的主張來說的。訓令還規定：「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32)這就使查田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又進一步發展起來，擴大了打擊面，增加中央蘇區內的社會混亂。

　　與此同時，博古等繼續批「鄧、毛、謝、古」，追查所謂「小組織派別活動」。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裡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33)這就使許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這時，他的親屬都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要追查他的「反黨活動」，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到紅軍大學學習。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到中央黨校接受批判。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裡來訴苦，說到傷心處，不禁淚下。靜靜地聽著的毛澤東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34)

　　毛澤東後來對外國朋友說起過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35)

　　在這種逆境中，毛澤東抓緊時間，認真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過：

　　「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遊擊戰和採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特別是廣昌保衛戰的嚴重失敗，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已被攻破，整個局勢越來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廣昌前線去後，周恩來留在後方的瑞金，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這是他被冷遇三個月後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機會。他先到粵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會昌縣文武壩，會見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毛澤東明確地向他們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於利用粵軍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觀其行」。當晚，他又和何長工一起到戰地前沿去視察。

　　當得知防守南大門的紅二十二師同優勢敵軍作戰後被迫退出筠門嶺、正在開幹部會檢查戰鬥失敗的教訓時，毛澤東立刻打電話給紅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說：「你們打得很好，你們是新部隊，敵人那麼多，打了那麼久，敵人才前進了那麼點，這就是勝利！」他指出：「現在應該把主力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遊擊、襲擾、牽制敵人。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一下，是什麼道理擋不住敵人？是什麼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滅敵人？你們要採取遊擊戰、運動戰的打法，要嚴密偵察和研究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佈置戰場；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毛澤東最後指出：對「反水」的群眾決不要打槍，但要放「紙槍」（即傳單、標語），幫助地方黨和政府多做群眾工作，孤立和打擊反革命分子。(37)紅二十二師在連以上幹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並作出具體佈置。這以後，粵軍一直停留在筠門嶺，沒有再前進一步。在南線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

　　五月間，毛澤東又出席粵贛省委召集的各級幹部會議。他說：目前鬥爭形勢很緊張，蘇區越來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查田運動；擴大白軍工作，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的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餘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保衛勝利果實；做好擴紅工作，完成擴紅任務等。

　　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指導劉曉、何長工等制定了南線的作戰計劃和工作部署。針對陳濟棠的粵軍同蔣介石存在矛盾的情況，他說：總的要擺正「打」與「和」的關係，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按本本主義先生們坐在城市樓房裡設計出來的那套洋辦法辦，什麼以碉堡對碉堡，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他還說：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38)

　　(31)《人民代表大會口號》，《福建事變資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頁。
　　(32)《土地革命文獻選編》（1927—1937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頁。
　　(3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頁。
　　(34)《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頁。
　　(35)毛澤東接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5年8月5日。
　　(36)《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頁。
　　(37)方強：《毛澤東同志來到南方戰線》，《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頁。
　　(38)何長工：《難忘的歲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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