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6)

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6)

　　毛澤東接到來電後，斷然認為：臨時中央對形勢的分析、黨的任務的規定和對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是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複電蘇區中央局：

　　「電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第一，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後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我們只能取守勢防禦的攻擊，至於粵軍亦是防禦攻擊性質。」

　　「第二，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西路軍的分出也沒有破壞集中的原則。我們已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突破了敵人的東西兩面，因而其南北兩面也就受到我們極大威脅，不得不轉移其向中區的目標，向著我東西兩路軍行動。」(40)

　　這份複電裡，毛澤東提出了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這是在新條件下作出的一個重要概括，是對江口會議上提出以「出擊求鞏固」思想的發展。

　　蘇區中央局沒有能像毛澤東那樣堅決頂住來自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的錯誤批評。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長汀作出決議說：「目前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承認「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示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41)

　　這時，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他們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企圖得手後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六月初，在中央蘇區的周圍，國民黨集中了四十個師以上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毛澤東率東路軍撤離漳州、龍岩地區，回師贛南。

　　毛澤東回到長汀，看見蘇區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決議，十分不滿，而這個決議是在他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後曾寫道：「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42)

　　東路軍回師後，紅軍編制作了調整，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仍轄紅一、紅三、紅五這三個軍團，由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沒有恢復總政治委員的職務，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

　　在贛南前線，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關於「解決入贛敵軍」的意圖，組織了南雄、水口戰役。七月上旬在贛南、粵北的南雄、水口等地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入侵贛南的粵軍退回南雄。聶榮臻後來說：「粵敵經過這次教訓，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以後很長時間未敢輕舉妄動，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時間，這對於我們爾後的北線作戰是很有利的。」(43)但這次戰役由於兵力不夠集中，沒有能大量地殲滅敵人，紅軍自身的傷亡也相當大，只打成一個擊潰戰。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代表趕到前線。後方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鑒於中央局提議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聯名致電後方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會議只限於軍委會議。」(44)但中央局仍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再次寫信向中央局進一步陳述：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信中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45)

　　八月上旬，毛澤東在興國出席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主張設在後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會議經過爭論，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外線作戰要在有勝利把握的情況下進行的建議，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江以東的地區北上作戰，先消滅樂安、宜黃的國民黨軍隊，再打由贛江以西或由南城、南豐等地前來的援軍，進而威逼和奪取吉安、撫州（臨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紅軍反「圍剿」鬥爭。這次中央局會議決定，在前方組成由周恩來任主席，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的最高軍事會議，負責決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會後，中革軍委正式發佈命令，任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中革軍委根據興國會議精神，在八月八日下達關於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軍事訓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率領紅一方面軍佯作向西行動以迷惑對方，主力卻秘密北上，經過一星期的急行軍，到達樂安附近，對方還沒有察覺。

　　八月十五日，毛澤東、朱德簽發訓令，突然向樂安縣城發起攻擊。十七日，攻克樂安。二十日攻克宜黃。二十三日又乘勝佔領南豐。

　　樂安、宜黃戰役是成功的。這一仗，行動隱蔽，出敵不意，速戰速決，各個擊破，殲滅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俘虜五千多人，繳獲長短槍四千余支以及一批軍用物資，創造了在一周內連克三座縣城的成績，直接援助了鄂豫皖與湘鄂西兩蘇區和紅軍的反「圍剿」作戰。

　　樂宜戰役取得勝利後，下一步如何行動？蘇區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後方的成員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毛、朱、王從實際情況出發，沒有按照蘇區中央局原定計劃向國民黨軍隊重兵集結的地區推進——西取吉安或北攻撫州，而是揮師東進，攻打南城，準備打開贛東局面。當紅一方面軍主力進抵南城近郊時，發現國民黨軍隊已在這裡集中三個師準備固守，並有援軍趕來，當地地形也不利於紅軍作戰。周、毛、朱、王立刻當機立斷地改變攻打南城的計劃，將紅軍主力退卻到根據地內的東韶、洛口，隨後又撤至寧都以北的青塘一帶休整，尋求戰機。

　　可是，在後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領導人不同意前方的佈置，批評他們在撤圍南城後，「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撤退東（韶）洛（口）」，「再撤退寧都青塘待敵前進，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決定」，「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影響」。(46)他們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威脅南昌，以減輕「圍剿」軍對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的壓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複電蘇區中央局，明確指出：「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相隔一天，蘇區中央局再電周、毛、朱、王，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群眾條件來消滅敵軍」，「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可以演成嚴重錯誤」。(47)

　　同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堅持原定作戰計劃，並強調指出：「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40)毛澤東關於對政治估量、軍事戰略和東西路軍任務的意見致電蘇區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頁。
　　(42)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1941年上半年。
　　(43)《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頁。
　　(44)《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頁。
　　(45)周恩來：關於池江、水口兩次戰役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給蘇區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議由毛澤東任總政委的電報》，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時、顧作霖對方面軍行動的意見致前方電，1932年9月7日。
　　(47)蘇區中央局複前方電，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給中央局電，193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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