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5)

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5)

　　根據中革軍委的緊急命令，紅五軍團晝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達龍岩，同紅一軍團會合。毛澤東立刻以紅五軍團第十三軍駐守龍岩，負責保障從龍岩到漳州的供應線，第三軍隨紅一軍團南下進攻漳州。

　　毛澤東為什麼斷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雖是閩南重鎮，地處九龍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貿易發達，但地勢平坦，沒有城牆，易攻難守。張貞部第四十九師兩個旅和一些地方部隊約一萬人，孤立無援，主要依託漳州西北的天寶山一帶外圍丘陵地區進行防禦。

　　紅軍經過實地調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曉，對漳州外圍守軍發起進攻，迅速突破守軍主要陣地，向縱深方向擴展。張貞見屏障盡失，大勢已去，連夜燒毀軍械庫，棄城而逃。二十日，戰鬥勝利結束，紅軍佔領漳州城。

　　漳州戰役中，紅軍殲滅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大部，俘虜副旅長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繳獲各種槍二千一百余支、各種炮六門、子彈十三萬發、炮彈四千九百發、無線電臺一部，還繳得飛機兩架，其中一架能飛，紅軍曾用它飛到廈門上空散發傳單。這一次勝利影響很大。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南靖一線，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遊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佔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澤東主持召開東路軍師長、師政委以上幹部會議，佈置入城後的任務，主要是：收集戰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眾宣傳共產黨政策，分發穀物給群眾，擴大紅軍政治影響；向地主豪紳籌款；嚴格執行入城紀律，維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東路軍總部、紅三軍、紅四軍的連以上幹部作報告。他風趣地說：「有人說我們紅軍只會關上門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能不能打仗，可是你們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32)

　　紅軍是在農村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進了漳州這樣的城市後對什麼都感到新奇。儘管毛澤東已估計到有人會把農村鬥爭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來，進城時就要求指戰員嚴格執行黨的城市政策，注意群眾紀律，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澤東一發現，立刻抓住實例，堅決加以糾正。當時擔任團長的楊成武回憶道：

　　「我們打土豪，出了紕漏。從山區來，語言不通，特別是頭一次打下了漳州這樣的城市，誰是土豪？開始，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類似這些問題，其他部隊幾乎都有發生。毛主席發現後，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學即現在龍溪地委機關內那座小樓門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個連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幹部會。毛主席在會上講了很多話，其中最主要的是說打土豪，你們打錯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屬華僑。（那時規定一條，不沒收商店、不沒收華僑資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們捐款。）毛主席說，你們為什麼搞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第一個原因，沒有認真地很好地調查研究。我們在這裡第一次聽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還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抓人權。第二個原因是聽不懂本地話。毛主席說：越是不懂話，就越要調查研究。」「我們團抓的一百多人，經過審查，只有五六個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給他們賠禮道歉，請吃飯，然後都放了。我們在進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為是資本家的，給吃了，也都統統賠了錢。這樣，黨的政策就貫徹得很好了，留下的影響很好，群眾同我們的關係很密切。這是一件比較大的事。」(33)

　　毛澤東在漳州規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開吉安時規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強調商店照常營業；對一般工商業通過商會向他們籌款。聶榮臻回憶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營業。後來全國解放見到陳嘉庚先生，他說起這件事，還是比較滿意的。他認為紅軍當年在漳州是講『信用』的。」(34)

　　毛澤東在漳州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搜集到一大批書籍和報刊，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著作。當時陪同他去找書的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曾志回憶說：

　　「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裡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裡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35)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36)

　　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發動群眾，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動員了近千群眾參加紅軍，還調撥幾百支槍給閩南遊擊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

　　同樣是城市，為什麼打贛州是錯的，打漳州是正確的？為什麼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漳州？原因就在於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條件不同。親身經歷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回憶道：

　　「打贛州，沒有打下來，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打下來了，吃了一個甜頭。兩者相距一個多月。兩相比較，究其原因，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再加上我們偵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虧，毛澤東同志一開始就不主張打。漳州，是敵人的薄弱點，毛澤東同志就贊成我們打，並且親自指揮我們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該是我們處於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此外，即使漳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申說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錯誤的。『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奪取中心城市』等口號顯然更是戰略性的錯誤。」「這是我跟隨毛澤東同志東征領會的戰略思想。」(37)

　　正當毛澤東率東路軍進攻龍岩、漳州的時候，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報告了中央局在贛南會議前後的情況。他剛講到中央區「狹隘經驗論障礙新路線的執行」，一個中央常委就插話說：「中央區的領導，我以為對於目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民粹派的觀點，是離開布爾什維克的認識的。中央區是以為目前的革命是農民或貧民的革命（雖然沒有文件上表示出來），這是與國際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農專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是原則上的不同。這在土地問題上、黨的問題上、職工決議上、反帝問題上都表現出來。因此，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另一個常委又說：「狹隘的經驗論，毋寧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38)他們的意思是說：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高度。會後，臨時中央連續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

　　項英帶著臨時中央的批評意見，從上海回到中央蘇區。中共蘇區中央局已收到臨時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電中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一面準備接受中央批評，一面將臨時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電告正在前線的毛澤東。

　　臨時中央在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佔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並說「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信中說：國民黨政府「正在積極的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信中提出：「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爭鬥。」最後強調地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39)

　　(31)毛澤東對今後行動方針和新區、白區工作的意見致周恩來電，1932年4月22日。
　　(32)《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頁。
　　(33)《楊成武談紅軍東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2年第5期。
　　(34)《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頁。
　　(35)訪問曾志記錄，1987年11月。
　　(36)《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頁。
　　(37)《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頁。
　　(38)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記錄，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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