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7)

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7)

　　毛澤東、朱德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在二十六日發出紅一方面軍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遊擊進擾與迅速佈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佈置目前的戰場」。(49)這是一個符合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決策。

　　蘇區中央局對紅一方面軍這個訓令十分生氣，又收到臨時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長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面」的指示電，就致電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局全體會議。」(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間，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51)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堅持九月二十六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52)把他五月三日複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為「不尊重党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

　　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後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後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最後通過周恩來提議中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53)

　　會後，毛澤東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正當寧都會議期間，臨時中央常委會在十月六日開會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批評道：「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裡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鬥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鬥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鬥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張聞天表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54)會議決定，立即去電蘇區中央局。

　　(49)紅一方面軍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1932年9月26日。
　　(50)《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
　　(51)蘇區中央局致前方電，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紅旗飄飄》第18期，第52頁。
　　(5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會記錄，1932年10月6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