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不打南昌打吉安

不打南昌打吉安(1)

　　正當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再度進入閩西並召開南陽會議的時候，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次會議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錯誤，同兩年多前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相比，有著不同的特點：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嚴重挫敗時帶有濃厚拼命色彩的蠻幹；這一次卻是在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大規模爆發、革命運動又明顯走向復興時，由於對革命發展的有利形勢作出過分誇大的估計而發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險行動。

　　李立三起草的決議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從「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出發，特別強調：「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這些主張，自然同毛澤東等堅持先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蔽於農村中作遊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並且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等：「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信中說：「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瞭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同時，又以強硬的語調提出：「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②

　　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在南陽開了一個星期後，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長汀縣城繼續進行。「會議對紅軍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開始從遊擊戰向運動戰轉變，以及紅軍的整編工作和閩西地方工作等問題，都作了討論和決定。汀州會議是紅軍戰略由以遊擊戰為主逐步向以運動戰為主轉變過程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趕到長汀，在聯席會議上作了兩天傳達中共中央精神的報告。據塗振農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說：會議接受了這個報告提出的意見，認為：「長江（流域的）反動統治正是非常混亂，走向更急激的崩潰。爭取以武漢為中心，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是非常的迫切。決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為進攻南昌、九江的根據地，同時在打吉安進攻南昌的口號之下，發動贛西南群眾，猛烈擴大紅軍。」④

　　對塗振農傳達的意見，毛澤東、朱德曾表示反對。朱德後來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過：「毛澤東和我對於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他又說：「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⑤儘管如此，他們在執行過程中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處置，從而避免了使紅軍遭受大的損失，並在鬥爭中繼續得到發展。

　　聯席會議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成立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全軍團共一萬多人，內有共產黨員四千人，有槍七千支。紅一軍團成立後，使贛南、閩西戰略區的紅軍進入集中組織、統一指揮的新階段，開始實行由以遊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

　　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朱德簽發命令：「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月底，紅一軍團總部及直屬隊離開長汀，經廣昌、瑞金於七月九日繞道到達興國。中央特派員塗振農隨總部前進，公佈了由他從中央帶來的《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進攻南昌、會師武漢通電》⑥。

　　當時，蔣、閻、馮之間的中原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國民黨在江西的駐軍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得知紅軍奪取南昌、九江的計劃後十分震驚，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緊修築工事。蔣介石又調第十八師兩個旅返回江西，加強防務。

　　毛澤東、朱德等到達吉安縣陂頭，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召集的中共紅一軍團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大家認為，吉安的國民黨軍隊正憑險死守待援，工事堅固，如果硬攻將會造成很大傷亡。決定主力紅軍暫時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豐、樟樹攻擊前進。二十日，紅軍進入永豐城。當天下午發出第二期推進計劃表。當時擔任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道：「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志授意下，由朱雲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後送呈毛澤東、朱德同志審查修改後才發出的。命令措詞和使用推進計劃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志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並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佔樟樹鎮，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營。

　　為了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樟樹召開中共紅一軍團前委擴大會議。這時，塗振農已離開紅一軍團總部。會議從繳獲敵軍作戰文件中得知國民黨軍隊在江西的配置情況，認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進攻南昌，敵軍第十八師兩個旅正處在紅軍東部側後，威脅較大，南昌城郊池塘較多，又有堅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樹停留，又有受敵軍三個旅夾擊的可能。為了爭取主動，避免被動，會議決定西渡贛江北上，再視情況向南昌對岸推進。這是避實就虛的正確決策。

　　紅一軍團西渡贛江後，在七月二十七日進抵高安、上高地區。這時，魯滌平判斷紅軍將要進攻南昌，急調三個旅加強南昌防務。二十九日，朱德、毛澤東下達「相機進佔牛行車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紅十二軍代軍長羅炳輝奉命率兩個縱隊進佔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鳴槍，以紀念南昌起義三周年，並從實地偵察敵情。羅炳輝回來後，說明南昌國民黨軍隊防務嚴實，不宜進攻。朱德、毛澤東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撤圍南昌向安義、奉新北上」。這是國民黨軍隊兵力空虛的地區。紅一軍團在安義、奉新一帶分兵發動群眾，並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

　　進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變這個重大部署，必須作出解釋。八月十九日，毛澤東給中央寫信說道：「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後，南昌又四面皆水，於勢不利，故乘虛渡河向南昌對岸，前進攻擊牛行車站為目標，舉行八一示威」。「敵人在南昌城不還一槍、不出一兵。我們此時找不到敵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務已經達到，遂向奉新、安義散開工作，發動群眾，籌款，做宣傳等」。⑧

　　從長汀北上以來，毛澤東、朱德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機動地使用兵力，不斷改變進軍方向，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進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僅避免了「左」傾冒險主義可能造成的損失，紅軍還得到較大的發展，由長汀出發時的一萬人左右發展到一萬八千人，為日後的大規模反「圍剿」戰爭打下了基礎。

　　不久，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

　　八月七日，毛澤東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報紙，得知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已乘虛攻克湖南省會長沙（中原大戰爆發後，反蔣的李宗仁、張發奎部從廣西大舉北進湖南，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急忙調兵抗擊，長沙防禦力量薄弱）。幾天後，又獲悉紅三軍團已撤出長沙，並在平江地區受到何鍵部的追擊。紅一軍團立刻向湘贛邊境西進，同紅三軍團靠攏。十八日，在萬載得悉湘軍追擊部隊右路的第三縱隊四個團已突進到兩省交界處的瀏陽文家市一帶，和其他兩路距離較遠，態勢較為孤立。毛澤東、朱德當機立斷，當夜發出奔襲文家市的命令。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頁。
　　④ 塗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報告，1930年9、10月間。
　　⑤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頁。
　　⑥ 從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可以確認它是從中央帶來的。
　　⑦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頁。
　　⑧ 毛澤東給贛西南特委轉閩西特委並轉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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