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4)

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4)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在他養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達中央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來信。這時，他的健康正在恢復，便隨前來迎接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後，在給廣東省委的信中說道：「潤之現已複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後，當中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塗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⒁應該說，在探索的過程中，面對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這種坦誠的黨內爭論的發生是正常的，最後也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餘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隨後，他和朱德、陳毅率隊伍到達上杭縣古田村，為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了認真的準備。他在軍內外進行了周密的調查，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等八個決議草案。

　　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舉行。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十一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近三萬字，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誌之一。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不重視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把宣傳工作當成「第一個重大工作」。

　　第二，確立党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藉口來削弱党對紅軍的領導，並且尖銳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和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決議規定，黨的各級會議都必須討論軍事工作，一經形成決議，「通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黨內要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無論擔任什麼軍職的黨員幹部，都應該參加黨的會議，報告工作，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第三，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決議提出，在省級地方政權未建立前，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領導下平行執行各自擔負的工作：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軍事系統應接受政治系統的指揮；作戰、宿營、給養等，政治系統應接受軍事系統的指揮。在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當地政權機關的工作，如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設政權等。決議批評把政治機關隸屬於軍事機關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思想發展下去，便有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道路一樣。

　　第四，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議從紅四軍的組成和處在農村分散遊擊環境的實際出發，指出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軍隊政治素質，完成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決議》對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和社會根源作了分析，並提出克服的辦法。

　　第五，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係的原則。決議堅持官兵平等、實行民主主義制度。指出：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階級的分別。長官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切實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堅決廢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長官，自覺地接受管理，遵守紀律，克服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雇傭思想等錯誤傾向。在軍政關係上，要求紅軍指戰員嚴格尊重人民政權機關，鞏固它在群眾中的威信。在軍民關係上，要求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對敵軍的工作上，要求在堅決消滅一切敢於頑抗的敵人的同時，實行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這樣的軍隊是中國過去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其他各部分紅軍也先後照此來做，大大加快了人民軍隊建設的進程。

　　毛澤東沒有滿足於古田會議取得的巨大成功。緊接著，他又繼續思考著「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這時，他收到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元旦賀信，覺得林彪對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給林彪寫了回信，也就是以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在這封信裡寫道：「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清楚。」認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與遊擊隊的存在與發展，以及伴隨紅軍與遊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政權（蘇維埃）之存在與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他強調指出：紅軍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蘇維埃「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後，他把這封信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個「最」字，把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表達得更明確了。

　　毛澤東在信中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問題提到異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評林彪等「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並且明確地指出：「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是不能達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⒂，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紅軍遊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

　　這是繼古田會議後又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它進一步糾正了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後一部分人中滋長起來的單純流動遊擊的錯誤觀念，要求大家毫不動搖地確立「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從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開闢和鞏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格局。如果沒有樹立起這樣的深刻觀念，就不可能有以後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也不可能使中國革命能在符合本國實際國情的條件下勝利發展。

　　這時，國民黨當局又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十四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進犯的主力仍是贛軍金漢鼎部第十二師。閩西革命根據地，在紅四軍第二次入閩後，經過七個多月的經營，已得到初步鞏固。於是，朱德、毛澤東在一月上旬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吸引金漢鼎部離閩回贛，打破他們的第二次「會剿」。中共閩西特委得知後，來信要求紅四軍留下一個縱隊。毛澤東對送信人說：敵軍是跟著我們走的，不會留在閩西跟你們走。他還寫了八個字：「離開閩西，鞏固閩西。」在贛南和贛西地區，留在那裡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通過遊擊戰爭發展群眾武裝，實力和編制都有擴充。一月間，贛西特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它們和其他遊擊隊合編為紅六軍，由黃公略任軍長。紅四軍在回贛南的途中，接到有關報告，就派前委委員陳毅、宋裕和先行趕去，協助黃公略做籌備工作，迎接紅四軍返贛。陳毅並擔任了紅六軍政治委員。

　　⒀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塗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情況報告，1930年9、10月間。
　　⒂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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