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3)

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3)

　　毛澤東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於六月十四日給林彪寫了回信，並送交前委。覆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党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指出紅四軍還沒有能建立起党的絕對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結集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覆信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流寇思想產生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党與這種思想曾經作過許多的鬥爭，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這種思想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覆信還指出：紅四軍中向來有些同志偏于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覆信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這封信，是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文獻，系統地提出了党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後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打下了初步基礎。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內召開。毛澤東在會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紅四軍七大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從井岡山鬥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所作的決議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党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通過的決議說：「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的鬥爭，也不是事實」，還把「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會上最後發言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鬥爭中間的經驗，加強這個政治領導，加強党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於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⑨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那時，閩西特委正準備在上杭縣蛟洋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到蛟洋後，發現黨代會的準備工作還不夠充分，提議會議推遲一周召開，由代表先在本地區進行調查。他自己也參加調查，並為大會制定切合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作準備。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會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指出閩西黨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並且論述了實現這個任務的三項基本方針：深入土地革命；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發展党的組織，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

　　在毛澤東指導下，大會總結閩西土地鬥爭經驗，通過《土地問題決議案》。這個決議比井岡山和興國《土地法》又有新的發展：對大小地主加以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餘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採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會後，閩西在六百多個鄉進行土地改革，約八十多萬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會議後期，毛澤東因瘧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轉移到蘇家坡。以後，又到永定縣金豐山區養病。在這期間，紅四軍打破了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隊對閩西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

　　紅四軍攻克上杭縣城後，在九月下旬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並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大會。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邊美人四方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並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毛澤東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紅四軍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由於「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前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後還得不到一個結論。甚至「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中共紅四軍「八次大會時，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就是九次大會前各級指導機關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的現象。」⑾

　　這以後，毛澤東留在上杭臨江樓繼續治病。經過一位名醫吳修山十多天的治療，病情明顯好轉。正逢重陽節，看到院中黃菊盛開，填了一首《採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十月下旬，毛澤東隨閩西特委機關撤出上杭縣城，轉往蘇家坡，又休養了一個多月。

　　毛澤東這次病得很重。在轉往蘇家坡的途中，他對曾志說過：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國民黨卻造謠說，他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第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千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很高的評價：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個「訃告」，雖因傳聞失實而來，但它透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重要地位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以後，毛澤東雖又多次遭受「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打擊，但他們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澤東的地位，同這個事實多少也有關係。

　　中共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鬥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党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並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於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鬥爭」是錯誤的。

　　不久，陳毅到達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說到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員會確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這封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陳毅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後曾幾次對身邊工作的人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封信，也就是「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在總結紅四軍經驗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

　　「九月來信」由陳毅帶回。陳毅受中央的委託，回紅四軍做解釋和糾正的工作。

　　⑨ 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劉安恭在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的途中大埔縣虎市時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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