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走向農民運動(2)

走向農民運動(2)

　　這時，他正在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所謂「半無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民。毛澤東那時把他們劃分為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還有「小資產階級」中的自耕農和「農業無產階級」即雇農。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機關刊物《中國農民》上寫了一篇《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無疑為他的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據。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寫了這樣一個題注：「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而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明確地提出，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都「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當時，中共中央雖然也成立了農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受主席團指定，參加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從此，毛澤東對國民革命和農民問題的認識，站到了新的起點上。

　　國民黨二大後，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農講所創辦於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養成農民運動人材，使之擔負各處地方實際的農民運動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屆畢業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辦人是彭湃。毛澤東接辦第六屆，地址在廣州附近的番禺學宮。經過籌備，這屆講習所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開課，收有來自二十個省區的三百二十七名學生。同一天，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毛澤東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便全力投入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

　　這屆農講所共開設二十五門課程，內容都是圍繞中國革命的基本知識，其中關於農民運動的課程占八門，教員多是有實際經驗的農民運動領導者，如彭湃、阮嘯仙等。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其中「中國農民問題」是所有課程中授課時間最多的，共二十三個課時。

　　毛澤東從六月初開始講這門課。從保存下來的學員課堂筆記裡反映出，毛澤東嚴肅地回顧並總結了歷史經驗，指出以往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由於沒有得到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擁護。他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係、革命目的五個方面系統地闡明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故土地問題為本黨中心問題。」

　　只有依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深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只有把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放在革命的中心問題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經過長期的探索，終於自覺地認清這個關鍵性問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這方面工作中，再也沒有改變。這就為他以後能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勝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當然，對如何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他還需要繼續在實踐中探索。

　　毛澤東歷來注重對社會實際狀況進行切實的調查研究。他在農講所提倡學員研究各省的農民問題，組織了以地區劃分的十三個農民問題研究會，還主持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三十六個調查項目，要求學生根據家鄉的實際情況一一填寫。毛澤東很珍視這些調查材料，後來丟失了，到六十年代談起時還說很可惜。

　　當時，彭湃領導的以廣東海豐為中心的東江農民運動最為成功。八月間，毛澤東又組織師生到那裡實習兩周，大大加深了對農民運動的瞭解。《中國農民》報道說：「赴海豐實行在將屆畢業之時，學生于上課已久、接受各種理論之後，親入革命的農民群眾中，考察其組織，而目擊其生活，影響學生做農民運動之決心極大。」⑨

　　革命的形勢發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誓師北伐。這一天，北伐軍先頭部隊葉挺獨立團已攻佔湖南醴陵。所到之處，都有當地工農群眾直接給以各種援助。十一日佔領長沙。七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北伐戰爭中國共合作策略和民眾運動政策等問題。會議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要反對「左」、右兩種傾向。但對農民運動的限制很多，認為農民協會「尚不能帶有階級色彩」，農民的武裝「不要超出自衛的範圍」等。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和中央的這個認識已有所不同。他組織編印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供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的人參考。內容有三類：一是關於農民運動的重要文獻，如《孫中山先生對農民的訓話》、《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一是農講所教員的專題研究報告，如《俄國農民與革命》、《海豐農民運動報告》；還有一部分是學生的調查材料。原來準備出版五十二種，後來受條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種。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輯出版時，毛澤東寫了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進行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他們是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的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就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根據這一分析，毛澤東認為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地主階級之特權，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不會從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那就是不知道輕重本末。由此，他進一步闡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批評一些同志只重視做城市工作，而忽視農民運動的傾向，號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向黨裡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麼，問他們要些甚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在農民運動篷勃高漲的事實面前，認為農民革命是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這種看法，逐漸為國民革命隊伍中不少人所承認。這時，毛澤東最富特色的貢獻是：從分析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的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動力和目標。這就比較具體地說明瞭中國革命同盟軍這個問題，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毛澤東並不是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人，但他對這個問題認識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發表後，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農民運動》第八期全文轉載。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還要求中央宣傳都的羊牧之根據毛澤東的見解充實宣傳內容。

　　這時，毛澤東無疑已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農民運動權威。

　　在毛澤東完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時，北伐軍相繼在汀泗橋、賀勝橋擊潰吳佩孚的主力部隊，前鋒直指武漢。農講所的目的，本來是要把經過訓練的幹部派回農村，向農民宣傳革命，發展農民運動。為了配合快速推進的北伐戰爭，第六屆農講所在九月間結束。學員們分赴各地，直接投身農民運動。

　　送走農講所學員後，十月中下旬，毛澤東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這時北伐軍已攻佔武昌，會議主要討論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國民黨最近政策等大問題，歷時半月。出席這次聯席會議的人中，共產黨員占四分之一，國民黨左派還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會場完全為左傾空氣包辦。右派、中派（以丁惟汾為有力領袖，戴季陶亦出席數次，未發言）共約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說話」。「孫科說：『即〔只〕要找於樹德、毛澤東、惲代英、侯紹裘一疏通，會場中便沒有問題了。』」⑩會議發表宣言，重申繼續執行國民黨一大和二大的決議。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十一月上旬，他讓楊開慧和母親攜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離開廣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農委原已決定設立，但組織一直沒有健全。毛澤東到任後方才正式辦公。

　　毛澤東主持中央農委工作後，立刻把自己的重點從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研究，進入到對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農民運動作出通盤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農運計劃》，並於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這個《計劃》提出，農民運動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條件而又在國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大力開展起來。「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因為這四省是北伐戰爭準備首先推進的地區，發展這裡的農民革命，從根本上瓦解軍閥統治的基礎，這是毛澤東歷來的主張。「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這個以重點帶動全域的設想，使全黨的農運工作有了一條具體的行動路線。《計劃》還要求「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決定「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毛澤東不願只是坐在大城市裡去指導農民運動。為了實施《目前農運計劃》，十一月下旬他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聯絡江西、湖南、湖北諸省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

　　在南昌，毛澤東會晤了林伯渠。林此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開會晤潤之。歸寓已十二時矣」。⑾第二天，他們又一同訪問第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和該軍副黨代表李富春，以爭取支持。晚上，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請林伯渠、毛澤東等。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澤東見面，後來他把此事寫進回憶錄《洪波曲》，感覺毛澤東「靜如處子」，很有些像漢初的張良。由於毛澤東、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二十九日作出決定：江西選送一百五十名學員到武昌農講所，並負擔經費一萬三千元。林伯渠在這天的日記中說：「十一時開十一次政委會，議決農講經費、農民協會補助費、合作社各案。」⑿

　　⑦ 王淑蘭60年代的回憶。
　　⑧ 綺園：《第一屆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介紹》，《中國農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綺園：《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中國農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國民黨中央地方聯席會議經過情形》，《中央政治通訊》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記》（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頁。
　　⑿《林伯渠日記》（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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