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走向農民運動(3)

走向農民運動(3)

　　這時候，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畢業于廣州第六屆農講所的毛澤民、賀爾康、龐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學員回湖南後，成為農運骨幹。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有二百零三人，農民協會會員從四十萬人激增到二百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人，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組織起來。凡有農協的地方，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展開了減租、減息的經濟鬥爭，並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縣成立縣務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有農協和工會的代表，群眾團體實際上已參與政權的工作。

　　像急風暴雨般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人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成了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

　　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國民黨右派，包括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坐不住了。「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立刻大嘩」⒀。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是「擾亂了北伐後方」。一些中間派分子也開始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聯合陣線內部潛伏的危機越來越表面化了。

　　關於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澤東從南昌到達武漢。在漢口設立中央農委辦事處，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籌商農講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身分在漢口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

　　這次會議錯誤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案說：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個分析，會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事實上，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和他的日益向右並不是這種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實際結果，只是單方面地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工農群眾的利益。在會上，陳獨秀還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

　　會上不少人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廣東區委的負責人重申依靠工農群眾反對蔣介石的主張。中共中央委員、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提出，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贊同湖南區委的主張，但陳獨秀和鮑羅廷不贊成馬上解決土地問題，認為條件不成熟。」⒁毛澤東講了他不同意陳獨秀的看法，但討論沒有展開下去。毛澤東還在會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這些重要提示都沒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會議最終還是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

　　以十二月會議為標誌，毛澤東對陳獨秀右傾政策的懷疑越來越深了。陳獨秀本來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國社會階級關係和農民運動等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毛澤東已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武裝。當然他這時的考慮並不成熟，對陳獨秀的觀點一時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幾個月後他曾解釋說：我後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於是也就沒有成立。」⒂

　　當面對著複雜的問題需要作出決斷時，毛澤東歷來主張應該從調查研究入手，把事實先切實地弄清楚。帶著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問題，他決心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恰好在這時，他收到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電：「先生對於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感禱！」⒃十二月十七日，他從漢口到了長沙。

　　正在舉行的湖南農民、工人代表大會在二十日下午聯合舉行歡迎會，歡迎會的《通告》上這樣介紹毛澤東：「毛先生澤東奔走革命，卓著勳績。對於農民運動，尤為注意。去歲回湘養屙，曾于湘潭韶山一帶，從事農民運動。湘省之有農運，除嶽北農會外，實以此為最早。」歡迎大會主席在致詞時，稱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領袖」⒄。

　　工農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提出許多問題，由省農協委員長易禮容整理，請毛澤東一一作了解答。他還參加了大會的議案起草委員會。大會通過了四十個決議案，肯定農民以暴力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鬥爭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根本剷除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權，建立農民政權」。毛澤東認為，「此次決議各案大體還算切實」⒅。這同「十二月會議」的方針明顯地是兩條路。

　　接著，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下鄉考察農民運動。行前，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派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陪同，將巡視重要意義六項「通告各縣黨部，要求協助作好考察工作」。

　　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開始，毛澤東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農村革命的沸騰生活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親眼看到許多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事。

　　在韶山，他聽說長期騎在農民頭上的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農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滾。聞訊趕來的甯鄉縣高露鄉的農會幹部告訴他，這個鄉的國民黨區分部實行的是「二民主義」，因為他們取消平糶米，還把領頭爭取平糶的鞋匠關進縣監獄，取消了「民生主義」。在銀田寺，人們告訴他原團防局長湯峻岩等自民國二年以來就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殺的竟是兩個無辜的乞丐。

　　在湘鄉縣，農會幹部彙報，有個大土豪逃到長沙，到處攻擊農民運動，說「那些一字不識的黑腳杆子，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也當了區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弄得鄉里不安寧」；留在鄉下的小劣紳怕打入另冊，卻願意出十塊錢要求參加農會。

　　在衡山縣白果鄉，人們告訴他，農會掌了權，土豪劣紳不敢說半個「不」字；婦女們也成群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也有壞消息：當他到衡山縣城時，得知縣監獄裡竟關著一些鄉農協委員長和委員。

　　在醴陵縣，農民告訴他，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後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兒子送到何鍵的部隊裡去。毛澤東還在醴陵見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羅在這裡擔任中共的縣委書記。

　　在許多地方，他還看到農會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給他們戴高帽子遊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打擊地主，不准他們加租加押，不准退佃；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這些新鮮活潑的生動事情，使毛澤東大大打開了眼界，為之興奮不已。社會上出現的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也使他憂慮不已。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長沙後，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中共湖南區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給中央的《湘區一月份農民運動報告》中說：「在此社會群向農運進攻之包圍中，我們亦自認現在農運的確是太左稚，於是通告禁止農協罰款、捕人等事，……幾乎不自覺的站到富農、地主方面而限制貧農。自潤之同志自鄉間視察歸來，我們才感貧農猛烈之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鄉村之封建政治。」緊接著，中共湖南區委和省農協，在實踐中糾正了右傾偏向，從而為幾個月後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住進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簡要報告考察行程後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報告了自己在考察過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並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

　　⒀《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頁。
　　⒁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頁。
　　⒂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頁。
　　⒄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頁。
　　⒅毛澤東：《視察湖南農民運動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2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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