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國民黨內工作(3)

在國民黨內工作(3)

　　從主編《湘江評論》開始，毛澤東一向看重報刊輿論的社會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擊新老右派的鬥爭中，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週報》。據沈雁冰（茅盾）回憶：該報當時「對外不公開，所以通信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編了四期，後因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會後忙於其他工作，有一個多月沒有出版。我去接編的是第五期」⑨。

　　為什麼要辦《政治週報》？毛澤東在《發刊理由》中說得很明白：「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對反革命的宣傳，他說：「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怎樣進行反攻？在方法上「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在他自己主編的四期上，毛澤東發表了十幾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傳的實質，是「以國民革命指為共產革命，以國民黨指為共產黨，以國民政府指為共產政府，以國民革命軍指為共產軍，無非承了帝國主義意旨，製造幾個簡單名詞散佈出來，企圖打破國民革命中各階級合作的聯合戰線」⑩。

　　「聯合戰線」，就是後來說的統一戰線的意思。那時，許多人擔憂，分裂出一個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革命是一個很大的不幸。毛澤東在《政治週報》上的許多文章，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歷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觀點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兩大陣營的決鬥中，中間派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劃分左派和右派的標準，是看他對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對待國共合作的態度，對待工農的態度；西山會議派就是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事實上做了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工具。從國民黨自身的歷史和結構成分來看，國民黨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麼不幸的事」，因為它「並不足以阻礙中國的國民革命」⑾。

　　反對西山會議派鬥爭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號。會前，他被指定為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五位成員之一，並為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嚴厲批評西山會議派的言論和行為。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大」以來的《宣傳工作報告》。他還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宣傳報告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

　　大會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了絕大多數，使會議得以繼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分別給以黨紀處分。

　　一月十八日在討論《黨務報告決議案》時，黃埔軍校代表袁同疇節外生枝，說國民黨內所以發生兩派糾紛，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從事黨務活動而不肯公開造成的。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時，聲明自己是共產黨員。（二）共產黨員要將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公開。（三）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該地黨部之許可。以上三樣辦法，如果辦到，其糾紛將不解自解。」毛澤東等相繼作了反駁。毛澤東發言說：關於共產黨人的身分，「如果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在中國還算是一個秘密組織，與俄國共產黨執政可以公開活動，情形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聲明，便馬上要受槍斃了」。關於共產黨的活動，「在共產黨的友党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他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便足以使國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個重大打擊，也於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於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問題，「無論何党，黨員出党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若何的限制」。這些發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贊成。袁同疇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時的提議。」⑿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他又調進蕭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產黨員。宣傳部「人才濟濟，一時有人才內閣之稱」，「實際上宣傳部的工作都是共產黨做的」⒀。

　　但是，這次大會在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對勢力正在坐大的國民黨新右派卻沒有觸動。「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的代表瞭解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中存在危險。為了排除這種危險，他們準備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讓步。」在選舉問題上，他們甚至一開始就打算退讓，決定「只應有兩名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只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們強烈反對，才使新選出的三十六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六名。蔣介石在這次會上第一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隨後又被選為常務委員。在國民革命軍裡，他原來只是一個軍的軍長，此時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的總監。這就為他篡奪領導權埋下了隱患。後來，毛澤東談到國民黨二大時說：「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二次代表大會，我主張反擊。因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⒁

　　中國共產黨出於善意的退讓並沒有使聯合戰線內部的矛盾因此緩和下來，相反，倒是更壯了國民黨新右派的膽。二大結束後才兩個月，蔣介石就製造了「中山艦事件」。三月二十日，他無中生有地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號軍艦要劫持他離開廣東，借此逮捕了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在廣州實行戒嚴，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員，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

　　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趕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住所，同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商量對策。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也在那裡，他們倆都主張反擊，毛澤東建議動員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密赴肇慶葉挺獨立團駐地開會，通電討蔣，削其兵權。⒂但遭到拒絕。隨後，他又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裡瞭解情況，正好碰上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周恩來回憶說：「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⒃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對情況的分析是：黃埔軍校有五百多共產黨員，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五個軍的軍長和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只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這些建議都被拒絕。當時正率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在廣州訪問的依文諾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在處理中山艦事件中事實上處於決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張妥協。三月二十九日還發出指令說，「蔣介石的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破裂，更不能讓第二軍、第三軍和蔣介石軍隊之間發生衝突」。對蔣介石，「我們現在應該全力拯救他，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

　　蔣介石確實很快從中山艦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機中「拔出來」了。不到兩月，他就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藉口避免「黨內糾紛」，提出一個《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省、市以上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彭述之來指導出席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討論是否接受此案時，一連七天都沒有結果。最後，張國燾按照他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陳獨秀商定的意見，要求與會的共產黨員簽字接受。毛澤東沒有簽字，全會表決時也沒有舉手。具有諷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國民黨左派都激烈地反對《整理黨務案》，以至聲淚俱下。但會議最後還是通過了此案。

　　根據《整理黨務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離開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位置。此後，他的主要精力轉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農民運動。

　　⑨ 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⑩ 毛澤東：《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政治週報》第1期，1925年12月5日。
　　⑾毛澤東：《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政治週報》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⑿《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1926年1月。
　　⒀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⒁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插話，1943年11月17日。
　　⒂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⒃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