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在國民黨內工作(2)

在國民黨內工作(2)

　　大會結束後，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他於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等住在閘北香山路三曾裡中共中央機關內。六月初，楊開慧和母親帶著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裡（今威海衛路五八三弄）。

　　上海執行部是國民黨在廣東根據地以外最重要的機構，統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辦公。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長，毛澤東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沈澤民、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向警子、羅章龍、邵力子、張秋人、王荷波等共產黨員，也都擔負執行部各部門的實際工作。社會上一時稱環龍四十四號為「國共群英會」。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那時也設在上海。國共合作一段時間後，需要總結經驗。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等決議案，強調「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於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左翼」，並「以宣傳工作為主」，宣傳國民黨一大精神，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要求民權的主張。這次會議決定中央分設組織、宣傳、工農、婦女各部，毛澤東擔任組織部長。

　　會後，他以中央局秘書身分，起草並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號（五月十九日）、第十五號（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號（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號（十一月一日）等。這些文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右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孫科等提出「制裁共產黨分子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又提出「彈劾共產黨案」。針對這些情況，在第十五號《通告》裡第一次使用了國民黨「右派」這個概念，要求全黨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勢力的聯合，不要使「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另一方面，「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右派的言論、活動，「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

　　毛澤東正是本著這種原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堅持工作。執行部成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黨員重新登記。老黨員也都要經過填表和審查後才能成為改組後的國民黨員，發給黨證。作為組織部的秘書，毛澤東具體負責這件事。有些老黨員擺資格，認為「毛頭小夥子不配問我們的履歷」。據羅章龍回憶，「一天，一個人沖到樓上，胡漢民、汪精衛都起來打招呼，他們三人交談，我和潤之不認識此人。那人說，我從同盟會開始，革命幾十年還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聽，才知是辛亥革命後當過四川省長的謝持，現在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實際上是個反對改組的右派。「他到我們這裡說了一遍，大家都不以為然地說，黨員人人都要填」。因為未得允許，謝持便「一怒而去。潤之說，派人送張表去，要秘書好好解釋一下，可以放寬點」⑥。給了這個臺階，謝持還是填了表。那些以老黨員自居的人也都按規矩辦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會罷休。成立上海第四區黨部時，右派為爭取領導權，先是請孫中山出面為他們說話，但遭到拒絕。然後孤注一擲，決定雇傭流氓打手，混入會場干擾。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後，同左派商量，動員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出席會議，由王荷波組織糾察隊，控制會場，制止流氓混入，保證了成立會順利進行。

　　葉楚傖是執行部三個常委之一，算是負責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劃一些國民黨人在上海南方大學開代表會議，討論所謂「處置共產分子問題」，當即激起左派的反對。第二天，右派分子闖入上海執行部機關，毆打邵力子。事件發生後，由毛澤東領銜，同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等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毛澤東事實上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葉楚傖等右派的鬥爭也公開化了。這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應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十四人致孫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部內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於停頓」，希望派員解決。孫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無暇處理此事。葉楚傖等人「用盡辦法、把毛趕走」⑦。加上積勞成疾，毛澤東就在十二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葉楚傖很高興，特地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賀」⑧。

　　毛澤東離開上海不久，中共四大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並確認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這是黨對中國革命認識的重大進展。大會還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

　　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共兩黨組織各界群眾，廣泛傳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精神，形成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接著，五卅運動席捲全國，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時，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也進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為標誌，國民黨內部逐步形成以蔣介石、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新右派。這就使國共合作的關係更加複雜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從湖南歸來，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到達廣州。這時，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於十月五日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

　　毛澤東到任後，為了糾正此前宣傳工作無計劃、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著眼健全宣傳工作體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原來管轄的範圍實際上只及廣東一省，同其他省市黨部宣傳部門沒有聯繫。毛澤東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通過報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傳部佈置宣傳要點，一是要求他們定期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十二個。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作黨務報告時，欣喜地說：有一件事可以樂觀，就是本黨在海內外的宣傳工作很有進步，「本黨在以前對於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很統一，現在說可以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

　　在國民革命錯綜複雜的風風雨雨中，宣傳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現在它的規模和數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貼近時事的深刻內容和戰鬥風格。

　　毛澤東剛剛主持宣傳部工作，國民黨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鄒魯、葉楚傖、張繼、謝持等少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的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他們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職務，停止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等，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在一些地方設立「國民黨分部」，操縱上海的《民國日報》，大造反蘇、反共，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輿論。這以前，戴季陶先後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宣揚階級調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

　　一個新的尖銳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的面前：為了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對國民黨內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時，在說明他的政治主張後，已經指出中產階級存在著左翼和右翼，對待兩者的態度應當有根本的區別。他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毛澤東在理論宣傳上做出了可貴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上，發表了國共合作以來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文章劈頭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與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後，毛澤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乃是我們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文章特別提醒人們注意，中產階級對中國革命具有動搖不定的矛盾態度。例如，「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因此，這個階級的「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時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

　　這個分析是深刻的，在當時是獨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國農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國青年》，都先後轉載這篇文章，隨後又在廣州汕頭出單行本。幾十年後，作者把它作為開卷篇收入《毛澤東選集》。

　　⑥ 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2頁。
　　⑦ 大德：《上海執行部小史》，《現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⑧ 大德：《上海執行部小史》，《現代史料》第1集，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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