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五四大潮的洗禮(4)

五四大潮的洗禮(4)

　　五月十一日，在滬會友送別了蕭三等六人。毛澤東還想試一試他一度醉心的工讀互助生活，和彭璜、張文亮幾個人在民厚南裡租了幾間房子，實驗過互助工讀團的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擔任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經過親身實踐，他很快察覺這種團體生活中難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寫信告訴北京的黎錦熙，「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週刊及《時事新報》發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澤東將原先寫好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發表於上海《申報》。這個月內，毛澤東還接連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改造促成會複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主張。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陳獨秀這時也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徵求意見。談話中，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和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可說是毛澤東第二次離開湖南的巨大收穫。他又要回湖南了，他這時的事業還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張敬堯軍隊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從事驅張活動的湘籍人士相繼回到長沙。七月七日，毛澤東經武漢返回後，應聘擔任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的主事（校長），不久，又被聘為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兼一個班的級任（班主任）。這時，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後，毛澤東就著手辦兩件大事，一件是關於當前的，一件是關於長遠的。

　　關於長遠的，他著力于新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把眼光主要地轉向俄國。還在北京的時候，毛澤東便兩次寫信告訴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國勤工儉學，而準備「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澤東還準備在兩三年後組織一個「留俄隊」，他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訴你」。(32)為什麼想要去俄國呢？因為「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33)。

　　回到長沙，毛澤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緣起》，宣稱：「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書社所面對的工作對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學時要廣得多。他當時說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寬泛的「新思潮」。他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可以看出，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開始寄託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榜樣上。

　　他們租了長沙潮宗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三間房子，作為文化書社的社址，還請剛剛就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寫了招牌。毛澤東以「特別交涉員」的身分，多方籌借資金，努力擴大營業範圍，先後和省外六七十個單位發生業務往來。文化書社經營的書刊，如《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等譯著，以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編輯的刊物《勞動界》，都體現了毛澤東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這些書刊都很暢銷，社裡總是供不應求，反映出當時湖南社會中對介紹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書社社址，後來事實上也成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對內對外的秘密聯絡機關。

　　創辦文化書社後，毛澤東又和方維夏、彭璜、何叔衡等籌組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八月二十二日，籌備會議在長沙縣知事公署舉行，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具體工作安排是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實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儉學。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在文化書社正式成立，毛澤東被推為書記幹事。經毛澤東推薦，湖南《大公報》連續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產生廣泛影響。俄羅斯研究會還先後介紹了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十六名進步青年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然後赴俄國留學。

　　關於當前的，是和驅張運動一脈相承而來的湖南自治運動。這是毛澤東回長沙後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當時的中國，北洋軍閥政府腐敗而又專橫，打著「武力統一」的旗號，連年發動對南方的征伐戰爭，許多人自然把希望寄託在地方自治或聯省自治上面。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曾表示贊同。李大釗甚至說過：「依我看來，非行聯治主義，不能改造中國。」(34)這種流行的政治主張對毛澤東的影響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羅章龍討論過，想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35)從上海回湖南後，儘管他已向馬克思主義急速轉變，但對社會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實踐中嘗試一下，人們是很難輕易放棄自己選擇過的思想武器的。

　　毛澤東回到湖南後，曾在七月九日給胡適的信中興奮地說：「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了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的「祃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籠絡人心，維護他還沒有鞏固的統治，抵制北洋軍閥政府的再度干預。但湖南社會各界，由於長期深受北洋軍閥之苦，由於譚延闓當時打著反對北洋軍閥的旗號，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再加上毛澤東等此前對湖南自治的廣泛宣傳，許多人對譚的諾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種社團和知識界人士紛紛發表主張，提倡「民治主義」、「湖南自治」。

　　譚延闓發表「祃電」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趕回長沙，立即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十四篇文章，系統地提出實現湖南自治的具體主張。

　　譚延闓宣佈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實質是想借湖南人的家鄉觀念，為他們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毛澤東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為「湘人治湘」是「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發自下層的政治運動。他心目中的榜樣是俄國，「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裡辦理」(37)。

　　湘人自治採取什麼形式呢？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他說：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並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個名稱，「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38)他覺得實行全國總建設一時還完全無望，最好的辦法是「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先和正處於混亂中的「大中國」脫鉤，待十年二十年各國「分建設」好了，再搞「徹底的總革命」(39)。「這實是進於總解決的一個緊要手段。」(40)

　　毛澤東號召湖南帶個頭，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國」。他認為，湖南在驅張成功後，已經擺脫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有可能率先這樣去做。他設想：在這個國家裡，廢除軍閥統治，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自置實業，自搞教育，健全縣、鄉自治機關，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等等。

　　(30)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0、133頁。
　　(32)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新潮》第1卷第2號。
　　(35)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從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頁。
　　(36)毛澤東：《「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3日。
　　(37)毛澤東：《釋疑》，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27日。
　　(38)毛澤東：《「全自治」與「半自治」》，長沙《大公報》1920年10月3日。
　　(39)毛澤東：《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澤東致羅章龍的信，19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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