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五四大潮的洗禮(5)

五四大潮的洗禮(5)

　　毛澤東這種近乎驚世駭俗的構想是大膽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思想上還存在的內在矛盾：這個用來率先示範的「湖南共和國」其實近似一種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種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聯合起來，用輿論的力量來推動譚延闓實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聲革命」。只要有機會，他都還想試一試。

　　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成。毛澤東希望能進一步推動起一種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此同時，譚延闓也擔心呼聲日高的自治運動發展下去後，他會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會」的起草員，來草擬一部「省憲法」，然後召開制憲會議。毛澤東當然不能罷手。形勢的發展，迫使他越來越深地捲入到實際運動中去。

　　譚延闓官辦自治的方案剛發表，毛澤東、彭璜和《大公報》主編龍兼公就動議搞一個民辦自治的文件。稿成後題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這個文件利用譚延闓原來所作的開明姿態，承認譚延闓為首的湖南省政府「實在是一個革命政府」，認為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由這個政府召開人民憲法會議是比較現實的。同時提出：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每五萬人中產生一個。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設告成」。

　　這個文件於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長沙《大公報》上公開發表，簽名者達三百七十七人，幾天後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澤東為實施這個文件多方籌劃奔走。七日，他參加湖南學聯召開的省城各團體、各報館代表聯席會議，決定雙十節舉行自治運動遊行請願，推舉龍兼公、毛澤東起草《請願書》。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會召集的「第二次籌備自治運動之各界聯繫會議」，到會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澤東擔任主席，詳細討論了憲法會議選舉和組織法要點，並推舉方維夏等將討論結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遊行。到達督軍府門前時，彭璜等代表向譚延闓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在省議會門前，出於對包辦「制憲」的不滿，還有人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

　　譚延闓接下了《請願書》，但對所提各項要求卻在事後斷然拒絕。十一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他們知道毛澤東是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便製造謠言，說是毛澤東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的恐怖氣氛。毛澤東不得不在《大公報》上登出《辯證函》，鄭重聲明：「無論何人，不得於我之身體及名譽有絲毫侵犯。」

　　警察沒有再採取什麼行動。但一場以和平請願方式進行的好似與虎謀皮的自治運動，也從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41)。十一月下旬，他決定離開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鄉。

　　在萍鄉，毛澤東又從行動回到了思考。原來設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須另外開闢一條新路。他一向是個善於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能夠在探索中不斷揚棄那些不符合實際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給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李思安、張國基等新民學會會員寫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內容是總結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教訓。

　　給向警予的信說：「幾個月來，已看透了。」並且從這個失敗中得出結論：「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給李思安的信說：我們須「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這個「他們」，自是指譚延闓、趙恒惕之流。

　　給羅章龍的信說：「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新民學會須「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毛澤東總是扎扎實實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揚棄。事實的教訓，使他終於擺脫開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後一點幻想，使他更加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這個決心實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決心，他再也沒有回過頭。

　　到十一月底，他還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並在一些信件上寫了提要或按語，在十二月間印製出來。這是對他和新民學會兩年多來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個總結性的回顧。

　　毛澤東在《通信集》中一封討論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這些運動之外的「主張」是什麼呢？毛澤東提出：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42)

　　這時的蔡和森，正在法國。自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半淞園會議之後，新民學會會員主要分在法國和長沙兩地活動。留法的會員到這年冬天已達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閱讀法文書刊，「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刊。這使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比毛澤東等稍早一點，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園會議要求法國會友定期會集，組織座談。蕭三把這個精神帶了到法國。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通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蕭子升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會議委託蔡、蕭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等。

　　蕭子升的信寫於八月初。他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蔡和森的信寫於八月十三日。他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其中，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這兩封信在路途上時，毛澤東正為自治運動忙得不可開交。他大約在十一月份看到它們，這時正好已拋棄實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於十二月一日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對他們的不同意見作出明確的選擇：「我於子升、和笙（李維漢——引注）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他說明自己贊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這是他從無情的實際生活中得出的結論。

　　蕭子升隨後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於九月十六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複一短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復，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表明他兩年多來經歷了一條多麼曲折的心路歷程啊！四十年後，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裡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43)

　　在表明這種態度時，毛澤東剛過完二十七歲的生日。

　　(41)毛澤東致羅學瓚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澤東對易禮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澤東、彭璜信的按語，1920年11月。
　　(43)毛澤東和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記錄，196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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