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五四大潮的洗禮(3)

五四大潮的洗禮(3)

　　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旅程中經歷過的一個中間環節。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後，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嶽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嶽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裡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和大米煮著吃。這一實驗，很快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中斷了。

　　到北京後，毛澤東又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說新村「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接著，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又組成三個類似新村的「工讀互助團」，試圖用這種和平的、以典型示範的方式來創建新生活和新社會。這些，在青年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初到北京的毛澤東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後，雖然一直忙於學生運動和辦刊物，但仍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作為他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學生之工作》一章公開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澤東是這樣來設計他的理想社會藍圖的：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以後，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今不敢言『模範國』、『模範都』、『模範地方』，若『模範村』則誠陳義不高，簡而易行者矣。」(21)這種主張同他在《湘江評論》上提倡的「無血革命」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認為，嶽麓山一帶，是實施新村建設的最適宜之處。他把《學生之工作》公開發表出來，目的是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這個建設新村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嘗試付諸實施，就被現實生活中極其緊迫的驅逐張敬堯的鬥爭打斷了。這是客觀環境迫使他這樣做的。

　　張敬堯是皖系軍閥，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軍進入湖南就任督軍。主政湘事期間，作惡多端。如：縱兵劫搶，濫發紙幣，盜押礦產，強種鴉片，鉗制輿論，勒索軍餉，偽造選舉等等，五四運動爆發後，始終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湖南人民從心底發出了反抗的呼聲。

　　毛澤東正從事教育工作和輿論鼓吹，張敬堯卻蠻橫地摧殘教育並封禁了《湘江評論》。這些，也不能不給予毛澤東強烈的刺激，使他難以平靜下來。當八月中旬張敬堯強迫解散學聯時，他就開始考慮進行一場驅張運動。九月中旬，毛澤東在商專召集原學聯幹部醞釀驅張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內訌是驅張的大好時機，湖南學生要做驅張運動的主力，盡可能策動教員和新聞界人士支援。他明確地把驅張運動視為愛國運動的繼續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復的湖南學聯聯絡各界代表在教育會坪舉行第二次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遭到張敬堯軍隊的武力鎮壓。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澤東連續兩天參加長沙各界教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的會議。六日，學聯公開發表驅張宣言，長沙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決定一致罷課。

　　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就這樣正式開始了。

　　這是毛澤東獨當一面地發動起來的第一次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政治運動。他以小學教師的身分成為這場驅張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在長沙各校總罷課的同一天，派出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衡陽、常德、郴州、廣州、上海等處請願聯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率領赴京的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住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裡。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後，經與各方協商，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毛澤東很注重新聞輿論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起草發出大量驅張的稿件、呈文、通電、宣言，分送京、津、滬、漢各報發表。

　　為了要求撤懲張敬堯，代表團在京先後進行過七次請願活動。毛澤東還作為請願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提出了驅張要求。

　　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裡。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幹越來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澤東的這位恩師不久就病逝了。毛澤東曾多次到醫院探護楊昌濟。楊昌濟病逝後，他到法源寺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並發起募捐，撫恤遺屬，操辦後事。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釗、楊度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公佈楊昌濟病逝的消息，介紹他的生平。

　　驅張運動發生了明顯效果。張敬堯的罪行逐漸大白於天下。在各方一致聲討下，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但最終迫使張氏溜出湖南的，靠的還是直系軍隊和湘軍的武力威脅。已參加國民黨的譚延闓在南方政府的旗號下率湘軍再入長沙。時間是一九二〇年六月。

　　在一九二〇年六月，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從武昌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認為包括驅張在內的「這兩年的運動，效力還不十分大」，今後「要預備充分的能力」，「鍛煉一班好同志」，才能實行自己的主張。毛澤東曾在這封信前加了一個按語，對自己傾全力投入的驅張運動作了反思。他說：「驅張運動只是簡單的反抗張敬堯這個太令人過意不下去的強權者」，但驅張「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22)。

　　的確，第二次北京之行，是為著驅張而來。但毛澤東卻是把驅張放到改造社會的整個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應該如何改造？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改造？新民學會應該向何處發展？這些，都是盤旋在他腦際的大問題。

　　對新村式的改良，毛澤東仍保持著一定的熱情。到北京後，他就和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取得聯繫，並正式加入了這個團體。一九二〇年二月，他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並寫信向長沙的新民學會做了介紹，說：「覺得很有趣味！但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23)一種學理是否正確，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看來，毛澤東對工讀互助運動，既喜歡又茫然。他還需要繼續觀察它在實踐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訪這位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談話內容，不見記載，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為主要話題的。

　　驅張以後，湖南怎樣建設？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於三月十二日寄給在京的老師黎錦熙，表示這些雖然是「枝枝節節的向老虎口裡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驅張以後，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進步青年做什麼？毛澤東設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試試看，在裡面「實行共產的生活」(24)。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進北平前，還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和毛澤東交往甚密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九十九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產黨宣言》，還有一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他二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這一次出遊，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狠有研究的價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又前往黎錦熙住處長談到深夜，討論改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社會主義的問題，黎錦熙也主張中國的問題應該從「根本解決」下手。

　　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對問題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瞭解，他是不肯輕易地作出判斷的。問題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覺得，自己對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25)。通過驅張運動的實踐，再加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瞭解，他意識到，「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自己也一樣，未曾詳細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裡」(26)。

　　然而，這時的毛澤東，似乎一時還不願去做「詳細研究」。他歷來不是一個隻從書本裡尋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腦子不能入靜」(27)，更想做的還是在他看來更現實的一些具體事情。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同時，蕭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也將要從上海啟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澤東離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車去遊覽了孔子的故鄉——曲阜，還登了泰山。對孔子這一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澤東一行到達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裡二十九號（今安義路六十三號）。這時，新民學會從北京、長沙、天津到上海的會員達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澤東主持，在半淞園開了一天會，送別赴法會友，同時討論了會務。討論中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學會態度：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潤之主張……會友各個向各方面去創造各樣的事」。(28)五四時期，不少講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詞，立刻生吞活剝，虛驕浮躁地大發種種議論。新民學會這次討論會強調「潛在切實」，正是有感而發。大家還議定了介紹新會友的四個條件：純潔、誠懇、奮鬥、服從真理。「這日的送別會，完全變成一個討論會了。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29)

　　(21)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號。
　　(22)毛澤東：對易禮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澤東、彭璜信的按語，1920年11月。
　　(23)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29)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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