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五四大潮的洗禮(2)

五四大潮的洗禮(2)

　　五月九日，長沙的報紙衝破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新聞封鎖，紛紛報道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商量改組現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據當時已參加新民學會的蔣竹如回憶：「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師十三班的自習室裡複習功課，忽然毛澤東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並告訴我：北京派來了兩個代表，……現在要商量一下怎樣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於是，他邀我和陳書農、張國基等幾個人，到一師後山操坪裡，在月光下商談了一陣。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第二天，我們便分途進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二十餘名各校學生代表彙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鄧中夏後，便由鄧通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最後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三天后，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學聯的組織下，長沙二十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並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

　　學生聯合會的會址設在湖南商業專門學校，該校學生、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任會長。它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住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有時就住在商專就近指導。「可以說，他是這個富有戰鬥性的新的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它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當月已發展到四百多個。這對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會有影響的。

　　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分子帶著頭腦中積存下來的問題開始更深入的思索。他們下工夫研究並介紹各種新思想。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湖南長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種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鐘》、《嶽麓週刊》等，但影響都不大。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誌，並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準備了十多天，《湘江評論》創刊號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標明自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辟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湘江雜評」、「世界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全用白話文。該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只好代筆補白。那時正是酷暑時節，蚊叮蟲咬，一般人不勝其苦，而毛澤東總是揮汗疾書，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陽出來老高了，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他還未睡醒。易禮容掀開蚊帳，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隻都顯得肚皮飽滿」⒁。這種情況，想來不止一夜。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竟為《湘江評論》寫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他此時的生活異常艱苦。修業小學給他的薪水除吃飯外就沒有剩餘，他的行李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席，身上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穿得也很破舊。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一個時代潮流發生急速轉折的歷史時刻，引起人們思想上的震盪和變動，無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時多少年都難以比擬的。

　　毛澤東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熱情歡呼：「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是怎樣傳播和研究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統治，這是他當時的思想基調。

　　以往，毛澤東一直著重致力於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的社會物質基礎。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衝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於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

　　他意識到：「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⒂「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⒃。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無非就是「知識」、「金錢」和「武力」這樣一些東西⒄。顯然，毛澤東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並以此觀察社會歷史。他表示，今後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⒅。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於第二、三、四期上面。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讚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裡，總是極力推崇聖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由於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於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毛澤東說存在著兩種主張。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於：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後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⒆。

　　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

　　這個雜誌只存在一個多月，在湖南卻發生了很大影響。創刊號印了兩千份，立刻賣完了，再印兩千份，仍不能滿足需要。不少進步青年，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就是在《湘江評論》的直接影響下開始覺悟的。這個雜誌，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報刊，都轉載過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週評論》第三十六期，刊載一篇文章《介紹新出版物》說：「現在新出版的週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這期《每週評論》的主編和這篇介紹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適。

　　這時的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和李大釗進行著「問題與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開始分化。論爭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澤東所敬重的，對這場論爭的實質，他似乎一時還不能完全瞭解。從根本上說，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節地去解決問題。他當時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實際的，所以並不忽視對種種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聽過胡適關於實驗主義的講演，曾把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誌之一。他計劃籌組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起草了一個章程，於九月一日發向各地，鄧中夏還把它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項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國際、技術等許多方面。恰在這時，長沙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裡割頸自殺，轟動了社會。毛澤東立即抓住這個事件，讓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周南女校學生李思安等去調查，於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九篇文章，對封建婚姻制度、婦女解放的問題做了一番扎扎實實的分析研究，激勵人們奮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會。

　　社會主義，在五四運動後期已逐步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但當時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於北美的工讀主義等等。它們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討論和試驗之中，毛澤東也在比較和試驗之中。在當時諸種思潮中，無政府主義一度佔據優勢。因為它在中國這塊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比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佔先了一步。在我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中，許多人都一度傾向於無政府主義。

　　⑿蔣竹如：《湖南學生的反日驅張鬥爭》（1962年2月24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頁。
　　⒀蔣竹如：《湖南學生的反日驅張鬥爭》（1962年2月24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頁。
　　⒁易禮容：《有關新民學會的史料幾則》（1979年7月7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頁。
　　⒂毛澤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湘江評論》第1號，1919年7月14日。
　　⒃毛澤東：《學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湘江評論》第2號，1919年7月21日。
　　⒅毛澤東：《健全會之成立及進行》，1919年7月21日臨時增刊第1號。
　　⒆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湘江評論》第2號，1919年7月21日。
　　⒇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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