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39)_特裡爾

一三九

　　第二十一章飛鳴鏑將墜（1976）

　　朱莉還談到當時北京駐華盛頓的特使黃鎮也在場：「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聽毛澤東的每一句話，而是坐在褥子上漫不經心地左顧右盼。」

　　如果考慮到毛澤東吃力、口齒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談話，這或許並不奇怪。毛澤東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這位大使以前已經看過這件「展品」了。

　　當毛澤東起身結束會見時，一位年輕姑娘梳理了一下他的頭髮，電視工作者拍下了最後握手的場面。

　　當1975年的最後時刻將要敲響新年的鐘聲之際，毛澤東正坐在他書房外的安樂椅上。他面色蠟黃，神色黯然，生機頓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頓的瓷器，已近乎無知無覺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和她的丈夫戴維從暮色中走來拜訪毛澤東。毛澤東被兩位年輕女士攙扶著，掙扎著移動雙腳，步履蹣跚。待站穩後，兩位女護士退去。在照相機頻頻作響和電視攝像機的耀眼燈光前，他和美國人握手。這兩位女士又攙扶著他回到沙發椅上。

　　朱莉從一個馬尼拉信封裡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澤東那蒼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職的人寫給將會失去職位但還在位的人的。

　　為了回顧他與尼克松在1972年難能可貴的政治聯姻，毛澤東談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麼樣了？」他問道，似乎要引到懷舊的情緒上來。

　　毛澤東談到尼克松將開始的第二次訪華，「我在等你父親來。」他把雙手重重地擱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強說話的語氣。這是他那個晚上講的最有生氣的話。」

　　在步入1976年之際，朱莉和戴維碰巧發現毛澤東處於矛盾之中。他們發現毛澤東對美國人的一切事都很熱情。「毛主席一直很關心你們的旅行。」當艾森豪威爾一家離開上海回華盛頓時，一位中國的高級官員對他們說，「他把你們看成自家人。」

　　然而，這對夫婦正好趕上極左思潮氾濫的時期，其中有些是毛澤東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澤東對朱莉和戴維談起了一首充滿鬥志的詞，這首詞當時正準備重新發表，「那是我在1965年寫的。」但《重上井岡山特裡爾《毛澤東傳》125毛澤東會見艾森豪威爾一家》這首詞卻是極左派的一顆手榴彈。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這是富有啟示意味的詞句。

　　《人民日報》在報道毛澤東會見艾森豪威爾一家的同時也發表了這首《重上井岡山特裡爾《毛澤東傳》125毛澤東會見艾森豪威爾一家》。同時發表的還有《鳥兒問答》，這也是一首鬥志昂揚的詞，作於「文化大革命」前夕，結尾一句是「試看天地翻覆」。

　　如果說，1975年1月一陣微風從右邊刮來，那麼1976年1月即現在所見的狂風則是從左邊刮來。與一年前相比，毛澤東更難駕馭這股勢力。但他關注著風向，這位已經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後一搏。當人民代表大會的「問答」有利於犯錯誤的「鳥兒」時，毛澤東慍怒不已。

　　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氾濫的種子。

　　信寫於毛澤東的82歲生日。它控訴「資產階級」在這所著名理工科大學「掀起了一股右傾翻案風」。換言之，普通常識開始反擊「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的胡思亂想。

　　這封信緊隨清華務實派中另外兩個人的信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中。這兩人之一是黨委副書記劉冰，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如果不改變教育體制，學生離開學校時恐怕連一本書也不能讀。」

　　鄧小平是劉冰的後臺。當劉冰說「左」派控訴鄧小平在刮「右傾歪風」時，這位強硬的副總理口氣堅定地說：「我們要刮它一場颱風。」

　　這實質是「紅」與「專」的對立。毛澤東有能力進行裁決嗎？

　　毛澤東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觀意志的力量。即使在他憎恨恰恰是那些培養人的主觀意志的學校時，他也是這樣。他信口開河：「書讀得越多，就越蠢。」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訴學生上課時可以睡覺，考試時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邊遠農村去種水稻。

　　然而，毛澤東絕不會置孔夫子的讀書治天下的訓導於不顧。

　　儘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雖然1956年北京所謂布達佩斯「裴多菲俱樂部」的幽靈縈繞在他心頭多年，他還是忍不住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毛澤東召見了教育家蔣南翔，蔣南翔曾被左翼狂風從高級領導層刮下來、當蔣南翔進屋時，江青守護在毛澤東身邊，警告他向毛澤東彙報教育形勢「不得超過三分鐘」。

　　蔣南翔過去曾任清華的校長，現在已從政治幻想中醒悟過來，他低聲倔強地說：「30秒就足夠了。」他毫不掩飾地對毛澤東說：「大學生學中學的課本，他們的文化水平只能與小學生相比。」

　　年老的毛澤東，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後製造者歎息道：「這種形勢持續下去，要亡黨、亡國。」他去讀作家們寫的書，儘管過後他又會把它們扔到一邊。

　　追溯他20年代在湖南的行蹤，就可以瞭解悲劇之源。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

　　1976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號並不以同樣方式在清華「不翼而飛」。那時絕望的農民試圖找出能表達他們苦難生活的詞句。

　　年輕的毛澤東並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對70年代一般的化學或物理專業的學生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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