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38)_特裡爾

一三八

　　毛澤東向菲律賓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談起個人悲劇，說官做大了就隱含著悲劇。他對這位馬尼拉的鐵美人說：「你官做得越大，別人向你甩的石頭就越多。」

　　毛澤東對克立總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觀察：「每一個來見過我的人，我喜歡的人，回國後差不多都沒走好運。」他是指尼克松、田中角榮、恩克魯瑪、希思、蘇加諾、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

　　他所提到的這7個人都友好地訪問過中國，回國後都倒了黴。

　　當克立禮貌地祝他長壽時，他若有所思地說：「有什麼用呢？」

　　克立總理總結道：「他是一位仍堅信自己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領地之外以他的名義發號施令，他根本不會知道。」

　　約瑟夫·艾爾索帕寫道，克立總理曾彎腰給毛澤東按摩小腿和裸骨。不過這件事也許是克立的敵人編造的，克立對我矢口否認這件事。儘管如此，這位泰國領導人說：『眼他講話，我就像他兒輩或孫輩。」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礙了對毛澤東的疾病進行任何科學治療的打算，毛澤東本人也拒絕治療。他的醫生診斷後要告訴他真相是不可能的。這位醫生的政治上司要讓其醫療的現實適應其政治的現實。當李醫生向中辦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報告張元昌診斷的病狀時，汪東興說：「你們檢查了半天，就是這麼一個結果。怎麼行呢？總要想想辦法。」

　　然而對毛澤東的眼疾的治療是成功的。張玉鳳希望能用輸葡萄糖的辦法治好他的失明，但醫生堅持連續的醫治，或是施行白內障手術，或是傳統中醫針撥的方法。中西醫結合的各種方案供毛澤東選擇。1975年8月，經過12分鐘的手術後，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我又見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年初，中美兩國彼此在對方首都建立了辦事處，從而使中美關係處於高峰。從那以後，毛澤東的對美政策處於爭論的邊緣。基辛格本來準備在8月份出訪北京，因第十次黨代會的召開而延遲了（此時周恩來對美國持冷淡態度）。

　　「批林批孔」運動牽強附會地把美國當作一個靶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軍界對親華盛頓的舉動提出了質詢。被美國炸彈摧毀的越南正對北京的親美傾向吹毛求疵。中國駐華盛頓特使則乘機于1974年的整個春季離職。

　　毛周合作關係的衰退使得這種局面無法挽回。這使得對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入極左分子和軍人之手，從而使美方懷疑中國是否能夠繼續「堅持」其親美政策。

　　基辛格覺得毛澤東的新任執政官鄧小平不像周恩來那樣熱心對美關係。他搞不清楚為什麼鄧小平經常援引毛澤東的話，而當問到周恩來的狀況時鄧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應。基辛格甚至把鄧小平說成「一個不易對付的小個子」。

　　1974年下半年，基辛格訪華時到305醫院探望了周恩來。他發現周恩來莫名其妙地採取謹慎態度。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來的氣色雖然很好，但會談只進行30分鐘就結束了。

　　更糟的是，毛澤東沒有接見基辛格。這是這位美國人幾次訪問北京時第一次遇到的事。

　　儘管身處江南，在基辛格訪華的前後兩個月內，還是有6位其他外國領導人去謁見了毛澤東，儘管他們事前是在不知實情的狀況下。與政治局中的一些親美派比較起來，這說明毛澤東對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態度暖昧。基辛格是從海參威飛抵北京的，他和福特總統在那與勃列日涅夫共進晚餐。

　　毛澤東的一些同事私下裡中傷1974年的中美關係。他們沒有資格參與毛周聯手的戰略，且被中蘇緊張關係鬆動的觀點所吸引。

　　基辛格為福特總統即將訪華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澤東邀請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見了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氣。

　　會談中，這位國務卿要求毛澤東把他邀請福特總統訪華的諾言寫下來。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提起蘸水筆，龍飛鳳舞地寫下了基辛格祈求的這一託付，也許他對美國人的這種功利主義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帶著他的偏見。

　　毛澤東和福特的最高級會談是件單調乏味的事。對福特來說，繼尼克松之後訪華，就像第二個登月者。不過，這位總統到北京的公務並不多，因為他對羅納德·裡根來自右翼的挑戰感到焦慮。而令人敬畏又顯得脆弱的毛澤東，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樣不真實。

　　日漸激烈的意見衝突折磨著中國政界。西貢的陷落解放了越南南方人民，但沒有改善中美關係。

　　「我們（在越南）失敗了，」基辛格1975年春悲哀地對一位中國官員說，「你們該收拾一下殘局。」毛澤東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麼。

　　「越南是一座有四個方丈的廟，」事後不久毛澤東對江青說，「任何給過它施捨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

　　福特來訪期間，毛澤東顯得精力充沛。實際上，那時他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與1972年毛澤東同尼克松的會談相比，這次同福特110分鐘的談話內容更詳細，時間更長。毛澤東不斷地打著手勢，說到點子上時朗聲大笑，連身軀也抖動著。他似乎感覺到來訪者是坐在他的書房中的最後一位美國總統。他十分振作，以最後一次證實自己的活力。

　　據貝蒂·福特說，當毛澤東看見她的女兒蘇姍時，有報道說，基辛格在他們下榻的北京一家飯店的房間裡，發現一張西伯利亞的地圖。其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語是「統治東方」的意思。但地圖上標的是中國過去用的名字「海參成」。

　　1975年12月，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和國務卿基辛格應邀到中國訪問。這是毛澤東會見福特和基辛格。

　　「眼睛亮了起來。」

　　但是，在這次最高級的會談中雙方都感到局促不安。中美兩國官員以及那些看過毛澤東與福特會談的新聞片的中國人都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將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繼續執行這項政策的鄧小平和福特，都不是那種能夠向各自的國民頒佈明確命令的強權人物。

　　蘇聯問題曾使毛澤東和尼克松在1972年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卻成了毛澤東和福特之間的障礙。在美國人看來，對中國的開放本身就是一個結局，中美在亞洲的緊張關係已度過了危機；與中國的緩和同樣是與蘇聯的緩和。

　　從毛澤東的觀點看，這一策略的落實有賴實力而不是和平。

　　他從中國的立場出發，認為中美應並肩反對蘇聯的全球霸權主義，因為遏制蘇聯「霸權」的工作不是中國單方面能勝任的。

　　由於有一件棘手的事，這次最高級會談失敗了。福特出于本國政治的考慮不改變對臺灣問題——關於正常化的主要障礙——的立場。毛澤東也不停地批評美蘇緩和，並向他的客人解釋說緩和「只是使克里姆林宮受益」。悲劇在於雙方這種戰略上的分歧看不出有達成合作的跡象。

　　毛澤東以前也曾反對過緩和，那是在50年代後期，雖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樣的。在那些日子裡，他的朋友是蘇聯而不是美國。當時他認為緩和對蘇聯有害。到1975年，這兩個超級大國置換了地位。

　　不過，從民族主義和長遠的觀點來看，毛澤東的戰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讓蘇聯和美國相互打仗，也不想讓它們聯合起來對付中國。他只希望它們相處得不那麼安閒自得，以騰出時間使中國強大起來，並趕上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或者是兩個。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對話中，毛澤東對他的護士吳旭君說，他臨死的時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親未去世前，」他解釋道，「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對她有個美好的印象。所以最終我在外未歸。我母親同意了。你能理解我為何不要你看到我臨終麼？」這護士傷心地說：「我們永遠不會談到死的問題。」可是毛澤東堅持要談。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魚，」他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他以沉思的口吻對有關他自己的葬禮向吳旭君作了這樣一個合適的評論：「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從古到今，沒有人不死。這是生物發展的法則。」毛澤東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現在他是一位激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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