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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


  這兩個人再也沒有一起在公開場合露過面了。

  這可以歸結為病痛或機遇。但在這表像的背後,內在地隱藏著可怕的嚴峻事實,即他們的合作大體上到此為止。

  然而,對中國的治理光靠年邁而執著的毛澤東擔當建築師還不夠,還需要周恩來這樣的建設者。沒有建設者,建築師無疑創造不出更多的東西。

  當毛澤東遠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報》社的大樓內由於受指責而亂作一團。已出版的報紙被收回來銷毀。因為當天報紙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孤憤》的文章。一位高級官員害怕它會有引起中國公眾巨大混亂的危險,決定不讓它與《光明日報》的讀者見面。五條地區性新聞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憤》。

  《孤憤》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韓非所作,《光明日報》加上一篇編者按與其同時發表。不過,該文影射毛澤東的意味再明顯不過了。韓非的確又孤又憤,他被「奸臣」所包圍。他怨憤那些逢迎餡媚者使他與真實的世界隔絕,使他不能接觸那些可信賴的官員,而這對一個執政者來說簡直是「罪大惡極」。這個持異見的論者還說,一個執政者容許此類危險的事情發生簡直是一個「大錯誤」。

  《孤憤》勾畫出一個充滿謊言、派性和瀕臨崩潰的王國。

  韓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話文兩種文體刊登出來的。《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提醒讀者不要簡單地把韓文看成一個典故,其編者按說,林彪及「他一類人」就像韓非周圍的奸臣一樣。

  是誰決定發表《孤憤》,又是誰命令將其撤銷的?這裡存在兩種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種都可以證明毛澤東的政府的混亂。

  可能是毛澤東想要發表這篇文章。與韓非一樣,毛澤東感到他已為「奸臣」們所困。他要敲響自我的警鐘,而不致把自己和韓非的悲慘一生等同起來。

  如果毛澤東在臨去南方之前批准發表這篇文章,那麼不難想像一些(可能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想禁止其發表,因為如此公開地表示憎惡和悲觀的情緒,用美國人的話說,不利於國家的安定。

  不過,《孤憤》的發表有可能是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1974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觀點來看,周恩來是林彪「一類」,她把周恩來(及其盟友)看成了毛澤東死後擋在她前進路上的主要障礙。

  這個演員出身的女士,有權對報刊的編輯們發號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揚威,所以乘毛澤東不在北京之機來攻擊周恩來。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驚的是周恩來的朋友能夠將《光明日報》的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來。

  毛澤東和江青的長期合作關係實際上是在私人領域,雖然不純是政治領域。這位閃爍著未來皇后目光的前演藝家已經搬出了中南海。大約從1973年起,江青若要與毛澤東談話,必須說明理由,在得到毛澤東的允許後才能進入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間,毛澤東至少拒見過她一次。

  毛澤東寫信給她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次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

  在1974年至1975年毛澤東長期離開北京的期間,江青沒和他在一起。貓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風。

  事後有證據表明這一點。毛澤東逝世後,北京聲稱毛澤東在7月份曾給他妻子寫過條子,其中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據說12月份他又寫信給上海極左派頭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見《七十年代》,1976(12)。]

  毛澤東最後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時間是1974年6月。7月,江青開始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人民日報》宣稱她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這對她是稀有的榮譽,勝之於她昔日的所得。

  她主持會見菲律賓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國客人的會見,對她來說這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見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澤東或者第二號人物才能發「指示」,江青從1964年起的講話被新聞媒介以「10年特輯」的方式來頌揚。

  對那些輕視毛夫人的人來說,一篇關於漢王朝開國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們無法忍受。在1974年間談論歷史上偉大女性的眾多文章中,這篇文章異乎尋常地強調漢高祖夫人的品質和作用。她堅毅果斷,在丈夫故去之後掌了權,並通過推行她丈夫的路線而流芳。

  毛澤東對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間的政治活動感到厭倦,「她四處插手,四處抛頭露面。」在江青飛黃騰達的時候,他這樣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這樣說,毛澤東終於氣憤地否認江青有解釋他自己意見的權力。「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歲了,」他在1975年間給她的一封信中曾傷心地說,「你也不體諒」。這是一種淒哀的呼聲。這表明毛澤東對他夫人的摻雜著感情和政治的糾紛實際上已無能為力。

  不過只要毛澤東發出指令,或者去世,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頃刻間就會垮臺。

  毛澤東離開北京長達8個月的最後幾周,他的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飯店召集外交人員講話,並宣稱她的講話代表毛澤東。

  江青以一種特殊的腔調說基辛格的「基本觀點受資產階級利益的局限」。不過,她注意到基辛格認為要「保持勢力均衡」以及他「承認」國際關係中存在「矛盾」的觀點。

  在這妄自尊大的混亂講話中,江青披露了毛澤東對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70年代中期,在毛澤東的外交政策中這種思想觀念上的措辭幾乎不復存在。江青也許能從毛澤東那裡得知隻言片語,但她很難充分理解毛澤東本人的思想。

  毛澤東對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飯店發表長篇講話的那一年毛澤東會見了他兩次)講,北京主要戰略向美國人傾斜,緣起于中蘇之間的敵視。

  毛澤東批評基辛格時不像江青那樣,把他說成是資產階級冒險家。毛澤東主要批評這位資產階級政治家沒能勇敢地站起來反對貪婪的、多少也算是資產階級的北極熊。

  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與江青一樣擔心同西方進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並不像極左派林彪那樣渴望回到對美蘇實行「等距離」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靈」正從太平洋彼岸飄來,而毛澤東卻堅信這個幽靈正在克里姆林宮中。

  毛澤東對北京10位最高領導人中的兩位猶豫不決。江青激怒了他,雖然這位自負者比極左派還要糟,但因為某種感情的牽連,某種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躊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澤東的手腳,使她沒有被清除。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依賴所在,這位副總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來的交椅,但毛澤東在與他相處的時候又特別留神。鄧小平無疑仍然「很聾」,如毛澤東在60年代指責過的那樣。現在,當這位主席發言時,他已能隨機應變,給人的印象是全神貫注,而不再敲著手指頭似乎在說會議議程應該進入下一個了。

  毛澤東讓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視察。在這次到各省的巡視中,我們無法知曉這位「小個子」和「坐直升機上來的人」是如何相處的。他倆返回北京後,毛澤東召見他們讓他們彙報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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