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34)_特裡爾

一三四

　　孔夫子曾說過：「過猶不及。」毛澤東不相信這一套。他絕對看不到中庸的好處。

　　然而，毛澤東的變化觀與孔夫子的社會秩序觀之間的戰爭，在1974年恰恰是一場滑稽劇。

　　孔夫子的影響確實阻礙了毛澤東主義者改造中國。在農村遍佈孔夫子的遺風，特別是對女性的態度、地位、變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不過，在毛澤東的中國，類似批孔這樣的運動表明政治局有人會受到衝擊。

　　1974年間，毛澤東接見了20餘位國外的達官顯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澤東每天都從自己的報紙上讀到排外的文章。這些文章使人想起「義和團」的造反熱潮。

　　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發生的傾斜？是否表明各個派別已經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澤東的言行自相矛盾？這都有可能。

　　毛澤東說：「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並不等於白吃。這句延安時代的重要論斷，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聞界又重新把它放在顯要的版面。毛澤東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綠燈閃過之後是紅燈。

　　江青把孔夫子作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爬的敲門磚。

　　周恩來則全力以赴地加人這場運動以迎合現在似乎要疏遠他的毛澤東。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變「批孔」為「批林批孔」，這樣被迫參戰的總理想把一場鬧劇差不多改編為一場喜劇。毛澤東不是說過嗎？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會跳出來，現在，孔聖人和國防部長居然作為這種類型的孿生怪物被強行推到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面前。這兩個人，一個才死了兩年半，另一個卻長眠了2500年。

　　周恩來感到整個運動都荒誕滑稽，並且確實對偉大的文明古國是奇恥大辱。它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政治局已處於癱瘓狀態。政治局的癱瘓在於毛澤東身在其位而不能謀其政。

　　對江青來說，由反孔發展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給全國造成巨大混亂，于「左」派大為有利。對周恩來來說，它被視為批判林彪集團的繼續，故是一根套在極左派脖子上的繩索。

　　毛澤東贊成江青的看法，但他並不總是配合這位「文化大革命」中聖母瑪利亞式的人物。總之，他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和著江青的步子並肩前進。

　　1974年冬天，毛澤東提醒緊張不安的同事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他能夠從容不迫地給極左派重重一擊，同時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頗負盛名的右派對手。

　　「現在形而上學猖撅，」毛澤東在1974年2月說，「片面性。」針對高幹子弟上大學搞特殊化的問題，他又說：「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這位老者用顫抖的手確實指准了一個問題。

　　但他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來憤世嫉俗的「解決辦法」。這個辦法僅僅是讓這場運動順其發展，變化為一團無害無益的抽象物。

　　毛澤東和極左派在軍隊問題上存在分歧。阻擊軍界那些隨林彪一起垮臺的左派軍官，對坐在文藝事業的華麗沙發上的江青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在軍隊角落裡她沒什麼損失。

　　毛澤東作為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不能與軍隊疏遠，人民解放軍更接近於群眾而不是政黨，確實，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調換了各軍區司令員，11位司令員中的9位都調動了工作。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對這些地方上的軍人來說，也可算是被徹底趕出了家門。他們不得不離職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這絕對說明了毛澤東是如何行使他的權力的。他的成功之舉除了引起一點抱怨外，並沒發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澤東在這個變動之前不給鄧小平複以高職，如果不讓鄧小平發出可以解除每一頭他管轄的軍隊獅子職位的指令，那麼人們會懷疑他是否能調整他那些咆哮著的獅子的位置。

　　然而，毛澤東再也不能做出類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後，快到1974年底時，他又把這些軍區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別墅。他們中有些人宣稱不來參加會議，直到毛澤東做出政策上的讓步，即在下個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透露的那樣，他們才同意與他們的統帥會面。

　　中國有句諺語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澤東一直是軍隊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須謹慎從事，以免水位上升得過高將他淹沒。

　　1974年5月，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步人了毛澤東的書房。禮賓司的負責人把每一位顯要人物引到毛澤東的安樂椅旁。按照慣例，作為外賓的布托坐在毛澤東的左邊。但在毛澤東的右邊（中間隔著翻譯）「周恩來的座位上」卻坐著鄧小平。

　　1974年春，毛澤東會見了阿爾及利亞總統布邁丁、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坦桑尼亞的尼雷爾和柬埔寨的喬森潘，周恩來每次都坐在毛澤東的右邊。[見《人民日報》，1974-05-08（桑戈爾）；1974-02-26（布邁丁）；1974-02-23（卡翁達）；1974-03-26（尼雷爾）；1974-04-03（喬森潘）；1974-05-19（馬卡裡奧斯）。]

　　1974年底，毛澤東曾三次會晤外國首腦，即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斯、馬來西亞總統拉紮克，以及英國的希思，周恩來出席了會議，但坐在不太顯著的位置上。

　　在8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許只見過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來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即將召開的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準備工作。毛澤東的詩可能是在這次會見期間贈予周恩來的。愛德華·弗裡德曼教授引導我注意到周恩來的長沙之行，他是在中國一次展覽的文字說明中發現這一點的。會議，但坐在離布托較遠的地方。照片如同新聞報道一樣，紫禁城新排的座次無異於一次政府的內閣在變動。

　　在此四天前，毛澤東會見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時，周恩來還坐在緊靠毛澤東右邊「他的」座位上，比他職位低的領導人像往常一樣坐在外國客人的左邊。

　　這種情況出現了好多次。在允許拍照的會議室，毛澤東與外國領導人會談時，周恩來一直是坐在他原來的位子上，而從不坐其他地方。但從此後，他再也沒坐過「他的」這一座位了。

　　1974年年中，毛澤東去了南方。對毛澤東來說，夏季離開北京是不同尋常的，他離開首都多數是為了過冬而到氣候較暖和的杭州、長沙、廣州等地。更不同尋常的是——人們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對照——他離開北京在外待了9個月之久。

　　就在毛澤東要去南方之前，周恩來住進了北京一所部隊醫院。

　　周恩來說：「我老了，不行了。他仍斷斷續續做些工作。他離開醫院公開露過三次面：1974年的建軍節、國慶節及1975年1月召開的黨代會和人代會。每次活動毛澤東都沒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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