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32)_特裡爾

一三二

　　它更加龐大。上一屆有279名成員，現在則是319名，這表明代表著各種不同的利益。與以前的中央委員會相比，來自毛澤東故鄉的成員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滅亡，毛澤東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亞總理與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就孟加拉的問題交換意見。一位外交部官員遞給周恩來一張紙條。周恩來馬上對惠特拉姆總理說：「我們能不能私下談句話？」

　　當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亞人起身隨周恩來向側廳走去時，他未拉上拉鍊的夾克衫卻掛住了會議桌綠色臺布的纓穗，就像剝香蕉皮一樣，整塊臺布掀離了桌面，便箋、鉛筆、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隨著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見毛澤東。」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在便箋上寫下這幾個字，然後把便箋推給坐在他旁邊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他的確猜對了。這種戲劇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會見毛澤東。

　　惠特拉姆問他年輕而聰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傑拉爾德：「那張寫有問題的紙條呢？」可是誰也找不到。碰巧，毛澤東自己有幾個問題。

　　下午四點半，兩輛黑色的中國小轎車由長安街一扇紅色大門疾駛進中南海。每位來訪者下車時，都有一位中國助手把手放在車門頂部，以免客人出門時磕著頭。

　　接下來的100分鐘裡，當毛澤東品著一個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無血色的手撫摸他臉上粗糙的膚斑時，他的生活和政治觀（這時他已快到80歲了）便暴露無遺。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亞人埋怨說，他的腿不方便。他的聽覺似乎也不好，房間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來和三個月前在「十大」上一躍坐上了黨內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與毛澤東講話時的速度要比平時慢得多。

　　毛澤東不用攙扶自己起坐。他揮動著的雙手似乎要表明，他還很年輕、強健，他絕不會使客人因為他的老態龍鍾而感到局促不安。

　　會談的前半段，毛澤東靜候著，默不作聲。而急於展示自己知識的惠特拉姆總理卻滔滔不絕。毛澤東則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問題推給他的兩位下屬。周恩來講得與毛澤東一樣少，王洪文也只講了一兩句話。

　　惠特拉姆向毛澤東問了幾個關於新的中央委員會人員構成的問題：年齡結構怎樣？婦女是否占較重要的地位？主席對「十大」新當選的領導群體是否滿意等。

　　毛澤東沒有說太多，他不是對話題感到厭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來和王洪文一起給澳大利亞客人列舉了一些事實和數據。毛澤東只是談到中央委員會的軍隊代表問題，他說，軍隊來的人較多，大約占30%。

　　毛澤東精力不濟，不能貫注整個會談。比如談到臺灣的前途問題時，他在作出漠不關心的表示之後，會把雙手穩穩地搭在安樂椅的扶手上忽然說道：「現在該讓我提幾個問題了。」好像是給他配吃的藥這時發生了效力。

　　毛澤東向惠特拉姆詢問澳大利亞工黨和共產黨哲學觀點的差別。惠特拉姆答道，他認為社會主義是進化的產物，而共產黨人則堅信只有革命才會有社會主義。

　　「噢，你的觀點是達爾文派的麼？」毛澤東接著問。很快，他又轉到地理上來：「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是以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名字命名麼？」

　　毛澤東巧言善辯，他極力回避對他的許多讚譽之詞。當惠特拉姆表示他對現代中國作出了巨大貢獻時，毛澤東卻說他的作用還沒有那麼大。

　　惠特拉姆評論起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沒有得到過蘇聯的幫助。毛澤東對他的話再次做了訂正。他慢吞吞地說，莫斯科……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澤東的問題，但回到堪培拉後，他給這位主席寄了一份關於達爾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說明、雖然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稱作帕麥斯頓，但是作為港口，它在1889年就以查理·達爾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這一點上他還做了「自我批評」，因為他當時未能答出這個問題「有時」幫不了什麼忙。

　　惠特拉姆極力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毛澤東似乎對此不以為然。毛澤東說：「我們不在乎你提出這個問題。」毛澤東說，就像在父子之間，即使是最愚蠢的問題也可以談。針對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對中國核試驗的反對，毛澤東宣稱「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澤東甚至不屑為中國的核試驗政策辯護。

　　惠特拉姆反對「必要的例行公事」這一說法，不過他後來讓步了。他承認，不能把中國的情況簡單地與法國相提並論。原子彈是在中國本土爆炸，不像法國在遙遠的殖民地進行試驗。加之中國實際上受核武裝敵人的威脅，而法國則未必如此，並且巴黎還受到美國的保護。惠特拉姆極力迎合毛澤東但並未奏效。

　　毛澤東激動起來了。法國正受到蘇聯的巨大威脅，它需要獨立的威懾力量，它也應該有這種力量。

　　毛澤東表明自己的信念時，也答覆了對手。然後他又說了句「毛主義」哲學的格言。這句話似乎削弱了他的強權政治的態度，因為他始終認為原子彈是國防的支柱。「不管怎麼說，核武器並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還是人。」

　　毛澤東在整個下午的簡練話語，可不是對信奉正統派基督教的人的教義。

　　澳大利亞客人稱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的成就。毛澤東則提出異議。他認為目前取得的成績微不足道：「不過，中國的貧窮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澤東似乎不能或不願把自己思想的各個層面調合成為一貫的模式。

　　毛澤東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澤東留戀過去那種把貧困作為優勢的好戰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總理鄧小平，但是毛澤東也贊許地提到了鄧小平的名字。毛澤東在對惠特拉姆解釋中國軍隊與其他國家軍隊的差異時，即以鄧小平為例。他評價鄧小平：「打過仗，懂軍事。」

　　惠特拉姆向毛澤東提及，這位副總理曾告訴他說出席過「八大」和「十大」，「九大」卻沒有參加。為什麼鄧小平在1969年的這次會議中缺席了呢？

　　外國來訪者很少向毛澤東問到有關政治局的事情，不過毛澤東並不在意這一尖銳問題。對鄧小平未能參加1969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時林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換句話說，毛澤東在1969年仍與極左派打成一片，那時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鄧小平來出席會議。

　　1973年，毛澤東對極左派的態度更趨複雜。在1970年至1972年間他擺脫了他們。現在，他極想從他們儲藏豐富的武庫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猶豫不決。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狀況日趨下降，部分是他對下屬的看法變幻莫測，以至於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談到了王洪文，說他在「十大」後閃電般上升已「世界聞名」。他問毛澤東：「你在什麼地方發現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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