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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〇


  他說:「小時候,父親對我很嚴厲,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書》、《五經》上說父慈子孝,我問父親為什麼對我不好。不扯遠了,日本競選時,角逐很激烈吧?」

  當田中談到日本競選的艱苦時,毛澤東不解地搖搖頭,喃喃地說:「到街上去作競選演說談何容易……」這位老戰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於這位年輕政治家的肩頭。「在街上演說可是件苦差事,」他說,半個世紀前他在長沙就經常這樣做,「請多多保重。」

  「你們的議會制度是怎麼回事?」他問田中,這位首相小聲道:「它也有它的問題。」毛澤東以恢弘的口氣總結道:『舊本一定存在許多問題,是吧?」

  毛澤東的思緒好像返回到幾個世紀以前,而越過了可怕的中日戰爭。他把日俄戰爭後日本確立在亞洲的領先地位、贏得他國學習者羡慕的時期當作一段過去的插曲,似乎中國是先生、日本是學生的歷史時代又會重新開始。

  「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只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田中回到東京特裡爾《毛澤東傳》116日本首相田中眼中的毛與周時對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說,「他的舉止就像陪在某個著名國會議員身邊的一個笨手笨腳的秘書。」

  這番評論很有意思。這甚至使人覺得,田中的這番話不像是在描述周恩來,而是在活靈活現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澤東的尊駕前的表現。

  在聯合國,毛澤東的政府只是個新來的小夥子,還遠不像某些人預言的那樣在這個組織中「製造混亂」。在紐約的中國代表完全是按慣例循規蹈矩地對待公文、辭令和外交禮節。

  與此同時,中國在特圖灣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說話的最有影響的聲音,它就海洋法、債務、貿易結構等問題及一些國家「有」而一些國家「沒有」的其他問題所發生的對立而發言。

  《人民日報》大肆宣傳中國在安理會(中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其他世界組織中的言論和行動。

  然而,毛澤東似乎對聯合國感到厭倦。在所有關於對外政策的談話中,他很少談到有關聯合國的話題。他把這一話題留給了龐大的北京政府中舊勢力的國際主義派,而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穩定因素。

  他對於開會討論諸如和平、防務、國家爭端之類紙上談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熱衷於勢力均衡術的中國頭號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協作方案的國際主義者。

  至於「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毛澤東強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觀點具有道德正義感,不過他涉及複雜的經濟問題方面的知識不全面,或者說落後於時代。

  毛澤東更感興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對超級大國的行動,而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敵人在聯合國的聲音。這是自然的。毛澤東為中國進入超級大國的大同盟躍躍欲試,而不滿足在「新興國家」的小夥伴中作頭領的地位。

  1973年早春,當來自蒙古的風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時候,毛澤東與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談判桌前。中美兩國關係跨出了一大步,終於達成協議:在雙方的首都建立聯絡處(其實是大使館)。

  中美聯合成為國際事務中的既定事實。可是,仍有人對毛澤東與尼克松在中國的握手表示懷疑。在昆明召開的一次秘密軍事會議上,一位發言人言辭激烈地說:「有的同志說,過去我們把蘇聯與美國的談判說成是美蘇勾結,但是現在我們也在與美國談判。人們確實可以這樣說。」

  有位發言人(他的發言稿被臺灣特務弄到手)極力反駁了對毛澤東親美政策的抨擊。他對解放軍一些低級或高級軍官說:「尼克松只是一個過渡性人物,」而中國的真正目的是「要與美國人民接觸」。

  怎樣理解毛澤東脫離曾親如兄弟般的蘇聯陣營呢?這份發言稿婉轉地指出:「當前,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減少只是表面現象。」

  像尼克松一樣,毛澤東也無法告訴他的人民,其政策沒有改變。只有解放軍軍官才知道中國的對美政策已經改變,正像美國人能發現尼克松對中國的政策已經改變一樣。

  政治局出現了新的緊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澤東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淩厲地批評了周恩來,甚至過火地說他已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接下來的月份,毛澤東迎合了他妻子對周恩來的批評,儘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來的爭論與黨的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相提並論。

  善於適時應變的毛澤東除了對原則性問題運用他的說服力。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隨後,又委任他擔負黨政軍的重要領導職務,在周恩來病重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政治局的各派中,鄧小平總是喜歡處在中間地位。這樣,他就能根據辯證法的旋渦或自己的興致決定向左還是向右。

  1973年,毛澤東發現反林聯盟把他推向右邊太遠,便感到有向左轉的衝動。他搜尋思想觀念的寶庫尋找彈藥,以便向那些他認為太保守的同事開火。

  「自然」在中國政治局的最高層新的危機形成過程中扮演了罪惡角色。1972年,醫生發現周恩來的膀朧、結腸、肺部有癌症症狀。這一情況無疑破壞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合作關係,正像疾病損害了周恩來的身體一樣。

  毛澤東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一直起伏不定,每況愈下。一連幾天的緊張工作之後,帕金森氏綜合症就會使他一星期臥床不起。除了簽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議外,他從不露面。

  對毛澤東的接近,在北京的權力競爭中變得極為重要。誰能從這位老者那裡得到一個贊許的點頭或簽字呢?此時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來是毛澤東與這個國家之間的橋樑。現在他們也知道,這一作用至多還能維持兩年。

  當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招待西哈努克親王時,赴宴的客人們都感到震驚:鄧小平竟出來了!

  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一起,鄧小平有點不自在地移動著小步,6年的流放生活看起來使他沒有什麼變化。他是一個直率、矮壯的權力人物。

  鄧小平微笑著。他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中國共產黨強硬的前任總書記。他習慣於坐在離毛澤東的座位很遠的地方,以盡可能不聽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澤東在談及鄧時說:「他是個決定性人物,三七開。」

  毛澤東的親戚王海容,這位學生出身的外交事務助理拉著鄧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紹給一群還瞪著眼睛表示懷疑的外國記者。鄧小平優雅地鞠了個躬,並說他很高興又回來了。他拘謹地解釋說,他一直待在江西的幹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釋自己為何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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