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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他的活動總部不再在菊香書屋,成套設備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著去見毛澤東。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澤東喜歡游泳。通過水能贖回生命中的某些東西,跳入水中意味著洗淨既已存在的東西以獲得身體的新生。當年老的毛澤東生活在游泳池時,他穿上游泳衣,這可能有助於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預防死的到來。這也部分使毛澤東回到鄉村文化養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軍事美德、反對知勝主義)。還是孩童時代,毛澤東就在父親的保護下在池塘中學會了游泳。作為老者,他用游泳來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願就是游泳,甚至危險、威脅,還有他的下屬的驚心,都不過是他政治解決手段的一個符號。

  1967年初,到處是暴力、動盪和仇視的氣氛,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喪生。然而毛澤東曾在2月份對阿爾巴尼亞的客人宣稱,他比一年前更樂觀。

  毛澤東是在給中國進行高級療法?還是在通過你死我活的戰鬥來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澤東發現自己被忽視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極限。

  他抱怨:鄧小平做事從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讓這位党的總書記變得如此獨立。

  自1962年開始,毛澤東提出了繼續發揚中國革命精神的新觀點。這些觀點是關於繼續堅持階級鬥爭,如何處理文化和經濟體制的關係及怎樣對待來自蘇聯的威脅。

  「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至少也影響了中國一些核科學家的情緒。錢學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間很少與他的美國同事通信。他寄給加州技術學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張聖誕賀卡,上面畫有一枝梅花的國畫。錢學森在梅花旁邊用清秀的英語寫道:「逆晚中盛開的花」。

  正像毛澤東對斯諾所說的那樣,他已決定讓劉少奇「下臺」。

  當然,他在向比劉少奇和鄧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敵人開戰。

  在他的社會主義存在著長期鬥爭的觀點指引下,他正在把社會主義現實當作日益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來處置。

  他無力面對他所創立的政權中出現的某些冷酷嚴峻的事實,於是就創造出許多奇談怪論來為工作中的失誤進行辯解。主要幻想就是對60年代中國的階級鬥爭作用的誇大。

  毛澤東向幾位阿爾巴尼亞的軍界客人解釋了他對「走資派」的定義:他們在解放前曾投身於階級鬥爭,可是1949年後,生活環境變了,就忘記了鬥爭。毛澤東的解釋一針見血。

  毛澤東對「走資派」的分析確實符合邏輯:「不妨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毫無疑問,毛澤東意在嘲諷。不過這句話的確道出了「走資派」這個新杜撰出來的名詞的實質。

  「文化大革命」並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學生是草根階層,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後操縱者導演,彼此廝殺,而那些操縱者們之間的鬥爭亦非真刀真槍。

  1966年仲夏,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萬人學生大會,以聽取在他外出期間劉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學校派工作組的解散問題。

  毛澤東本來未打算出席會議,但在最後一刻他還是出席了,站在離主席臺不遠的幕後。劉少奇對群眾作了一個既定的檢查,說他自己和鄧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與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澤東從鼻子裡哼出一聲,「老反革命還差不多!」由於一時衝動,毛澤東決定將主席臺後面的幕布拉開。他走了出來接見萬名學生。當他環主席臺一周時,「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隨同掌聲響起。他默無一語,也未看劉少奇、鄧小平一眼,像沒有看到他們在場一樣。他們兩人留在主席臺上,嘴巴半張地盯著。

  毛澤東並沒有立即罷免劉少奇和鄧小平或把他們關起來,也很少攻擊他們。過了好幾個月他才開始對他們施加壓力。而劉少奇和鄧小平對此作出的反應又不盡相同。鄧小平曾一度在某種程度上跟隨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劉少奇則固執己見不願放棄自尊,寧可被打倒,也不去擁戴他認為是錯誤的思想。

  毛澤東並不打算把中國交給紅衛兵。他意在喚起並鍛煉中國青年,而不是與他們共掌大權。所以「奪權」僅僅是個幌子。要說這場運動是對一些右傾分子的清洗沒錯,如果說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體制則是無稽之談。

  1967年初的一天,毛澤東問周恩來奪權運動進展得如何。周恩來回答說:「在一些單位,被一派奪了權後,另一派又去奪,就這樣奪來奪去。」剛周恩來巧妙地不直接點明這種全國性的荒唐的現象。確實,政權正在遭受頻繁的易主之苦。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真正的掌權者——坐在辦公室裡接收那些經常輪換的掌權者們的報告。這些人像是在進行一場足球賽。

  毛澤東對江青攻擊陶鑄和其他領導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氣憤,他當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錯了,你無能為力,你眼高手低,你無所事事——去打倒陶鑄!」這時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陳伯達也感到絕望,他對王力說,他因此事打算自殺。他曾經讀過一本書,書中說列寧說過一個共產黨人應被允許自殺。王力力勸他將這話告訴周恩來,陳伯達聽從了。數小時後,在釣魚臺14號的會議上,總理勸導陳伯達不要自殺。毛澤東亦時時防護著他的妻子以及陳伯達這位親密的支持者。根據王力的提議,毛澤東對兩個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張春橋和宣傳工作者姚文元從上海調來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陳伯達的工作。

  一幅驚人的照片貼在人民日報社大樓的佈告欄中。這是三個人出席1966年國慶的照片。毛澤東在左邊,孫中山的遺婿在右邊,而中間是劉少奇!

  一群人帶著負罪般的震驚觀看著這幅照片。照片在中國政治中極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人地獄。在這種場合公開出現的劉少奇的照片非同尋常。毛澤東應該站在中間啊!立刻,《人民日報》的總編就失去了職位。他是劉少奇的支持者,企圖用照片的力量來挽救位置不穩的國家主席。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們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聽懂鄉音。

  張國燾對劉少奇的評論很典型。他記起20年代的劉少奇是一個『身材修長,清瘦,面色蒼白的青年」,還有人發現劉少奇是一個「沉默寡言並略欠青年人朝氣的人」。和張國燾一樣,劉少奇注重「行動和實踐」,而不是「思想和理論」。張國燾記起劉少奇有一次談到時毛澤東的看法時說:「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缺乏邏輯性,在選擇方法時顯得固執,不加區別,並缺乏自我修養〔見《劉少奇全集》,香港,羅德島大學張國燕作了序言〕

  劉少奇在第七次黨代會上提出並把毛澤東確立為偉大的領袖和思想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劉少奇想把毛澤東從第一的位置上拉下來。的確,劉少奇把毛澤東視為党的主席,而不是視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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