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12)_特裡爾

一一二

　　毛澤東的行為有巨大影響。大字報如雨後春筍般地在中國大地湧現。中國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無前例。各種閑言雜語、意見、報道、爭論等全都寫人大字報中。牆上貼滿大字報，樹上釘滿大字報，石獅子上掛滿大字報，甚至在無處可貼時連路上也鋪滿大字報。北京就像一個巨大的佈告欄。

　　大群大群的人圍攏在一起，閱讀著寫在白紙、黃紙和粉紅紙上的消息。這對普通人來說是太有趣了。毛澤東幾乎無時不被人讚頌，其內容都是奉承之語，言過其實。

　　最後，大字報的內容越來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沒完沒了的無謂爭吵，它們已喪失了自身的意義。一些小孩為了掙幾分錢，把掉下來的大字報撿起賣給人家作燃料。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鉛筆寫在一張日報的空白處，並未張貼。

　　更多的高帽子在飛，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陽光和鮮花則很難見到。這種現象持續了數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上，出席者發現每張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葉群是處女。林彪。」陸定一的妻子與葉群在延安時是同學，作為一種隱蔽的政治鬥爭，她有證有據地散佈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時尚未嫁給林彪）經歷複雜，林彪則用這種不攻自破的手段來抵制這些謠言。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

　　甚至在毛澤東未扭轉由江青挑起的對他的批判之前，周恩來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報》登載了一篇有關伍豪脫離共產黨關係的文章，伍豪是周恩來做地下工作時的名字。一天，周恩來攜帶在圖書館複製的《申報》材料來到毛澤東的游泳池。周恩來給毛澤東的材料能夠證明，該文章見報時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沒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來說。毛澤東相信周恩來，並譴責了左派。

　　開始，紅衛兵寫大字報只是批判四舊。但在1966年底，毛澤東把更重要的任務交給了「紅小鬼」們。他要求他們去行動，甚至向半數左右的政治局委員奪權。為了鼓勵他們的行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先後八次檢閱了1100萬紅衛兵。

　　這些年輕人身著黃軍裝——那些飽經風霜的老戰士該怎樣看呢？——帶著上面寫有「紅衛兵」三個字體的紅袖標，每個人的手中都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在空中舞動時，廣場上紅光閃耀，就像是紅色蝴蝶構成的海洋。

　　毛澤東身穿軍裝，戴著紅五星軍帽，用以加重軍事色彩。一套寬鬆的綠色軍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狀」的體形。在北戴河游泳時，毛澤東拍拍他的衛士肚皮說：「肚子變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毛澤東從不在接見的集會上講話（總是林彪講），他只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下舉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著軍裝）。然而，只因見到城樓上的毛澤東，成千上萬的人因狂喜而流淚，有的用嘴咬著袖口。人們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湧動。

　　「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所有種類的自我表現形式，毛澤東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復興了古老中國的儀式。這位曾撰寫過長篇著作的哲學家卻只寫了一張只有200字的大字報。

　　這位曾經能一連講上幾小時，說服他的追隨者贊同他的新政策的領導人，現在卻只是露露面、揮揮手，臉上掛著呆滯的笑容。

　　這位導師一貫喜歡學生自己思考，現在他似乎很樂於聽到學生們對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詞。而他們的這些讚美之詞，無異于小學生機械地背誦不完全理解的課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瘋狂的日子裡，藝術家們作畫不是簽上自己的名字，當然也不能簽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寫上這樣一句贊詞：「毛主席萬歲！」

　　為什麼毛澤東變了呢？因為他在晚年時再也不相信共產黨的集體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個傳統的中國統治者轉變。

　　毛澤東曾和斯諾談論過赫魯曉夫缺少個人崇拜。他認為，在落後的社會中，即使已推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制度，個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動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這樣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澤東沒有制止林彪，他沒有制止的意願。

　　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外面對一群人講：「你們應該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劉少奇和鄧小平試圖限制紅衛兵的活動範圍，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劇評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一樣，但他們沒敢指責這場運動帶來的混亂。

　　毛澤東不分別歷史背景，把他的「壓制」學生的同事們與20年代的國民黨軍閥等同起來。他用心理上的自誇把疑慮掩蓋起來。他對大多數高級同事都說過：「你們應該把『怕』字換成『敢』字。」

　　毛澤東的許多同事的確誠惶誠恐，且為毛澤東要求他們「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鄧小平不形於色地蔑視著「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則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這可能是真心話。陳毅說：「我總是對和我相處較好的人講，如果讓我領導文化大革命，那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

　　同時，就在中國瀕於內戰的邊緣，中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毛澤東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亂，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於一身的他認為二者並不矛盾。既然能同時取得二者，說明中國當時正在走毛澤東的路線。

　　毛澤東並不像周恩來那樣參加大型會議，發表演說，而是待在游泳池解決問題，通過在別人的報告上寫含義隱晦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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