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14)_特裡爾

一一四

　　這兩個人的世界觀有分歧。劉少奇並不像毛澤東那樣看重農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他像一個天主教徒一樣虔誠地信仰党的權威，而不像毛澤東那樣時常請群眾對黨提出批評。在經濟發展上，他喜歡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澤東那樣喜歡波浪式前進。

　　劉少奇缺乏毛澤東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思想，他不像毛澤東那樣對中蘇關係惡化無所謂。一些在毛澤東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國際主義名詞，劉少奇會順口而出，例如：「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黨的一個優秀支部。」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任何東西都不應稱為一個「支部」。

　　劉少奇與毛澤東最大的不同是，他沒有絲毫的「猴氣」。他與毛澤東看問題的奇特角度大相徑庭。他也不像毛澤東那樣津津樂道于生活是永恆的變動之流。

　　在劉少奇看來，歷史是一架上升的電梯。在毛澤東看來，歷史是波濤洶湧的大海。對劉少奇來說，社會主義是一門科學，必須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澤東則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道德，並不歸屬於某一個最終的勝利。

　　然而，這些分歧並沒有影響他們倆的密切合作並取得巨大成功。毛澤東在講話中時常親切地稱劉為「少奇」，而在稱其他同事時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澤東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時才不能容忍劉少奇。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間開始公開化。來自莫斯科的震盪過去以後，毛澤東終於作出了反應。他決心找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哪怕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劉少奇的教條與保守使得他無法領悟這位猴王的變化。

　　回想起自己當年之所以反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所作所為「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受到損害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聲，而且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威信。

　　劉少奇的所作所為也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並且他的名聲也很難與他曾積極從事的運動分開。

　　但毛澤東此時已失去了團體觀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樣顧及這座威嚴的大廈了，而劉少奇是這座大廈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領域，某些特殊問題常常會加劇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劉少奇不同意毛澤東無節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兩個人的徹底決裂則始於怎樣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過，如果不在這類問題上產生分歧，肯定會在其他方面產生分歧。

　　劉少奇顯得倔強。如果他能像周恩來那樣有柳條般的柔性，這場分裂或許能夠避免。1966年4月下旬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客人時，毛澤東大談他的新的冒險計劃，劉少奇則對「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詞，甚至連「毛」也沒有提到。

　　劉少奇採取的最激烈的對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組織手段來制止毛澤東，他試圖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來糾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黨的準則能起作用的時節。

　　毛澤東剛剛貼出自己的大字報，就發現事情有異。他也承認這一點。他可能喜歡這種混亂，他在1966年8月曾說要讓這種混亂持續下去。然而，無論是他，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亂造成傷亡和破壞。

　　「運動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毛澤東在10月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承認，「所以你們有怨言，也是難怪的。」

　　從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於應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變事件。毛澤東對這些事件無法預料，它猶如閃電劈樹。1968年到來時，用軍事術語來說，「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圍戰。

　　毛澤東的變化越來越大，已成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拉開序幕時，他意在反對那些「遇到新問題的老幹部」（「走資派」的代用詞）。

　　從1967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階段主要是反對年輕的政治搗亂分子（極左派的代用詞），他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風向已變。儘管《人民口報》還在鼓動造反，但字裡行間卻是告誡學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劉少奇被正式打倒。

　　根據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憶，毛澤東經常告訴他的同事，通過延安整風，他結交了「幾個親密的並肩戰鬥的戰友」：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和周揚。除高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餘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澤東的焦慮所在已由劉少奇的錯誤轉向那些「紅小鬼」的過失，他們打倒了劉少奇，要「立刻實行共產主義」。這一轉折點始於上海。上海幾個好戰的極左分子「奪了權」。

　　他們仿照1871年法國建立的烏托邦巴黎公社，宣佈建立「上海公社」。毛澤東沒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見了上海的兩個「文化大革命」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張春橋原是報人，他的發跡全賴毛澤東一手提拔。長著娃娃臉的姚文元是御用宣傳員，是他寫了那篇《海瑞罷官》的劇評。

　　毛澤東幾乎有點迫不及待，張、姚的飛機剛從上海起飛，他就不斷地問自己的秘書飛機是否已經到達北京機場。偉大領袖親自將這兩位煽動暴亂者迎進他的總部。

　　他潑這兩人的冷水。無政府主義一定要杜絕，他說，一個組織必須得有人負責。

　　上海的「左」派們引用了毛澤東在「五四」時期的言論。當年，年輕的毛澤東曾大聲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毛澤東叫他們不要再引用那些話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就連他自己也「記不清」當時是否講了那些話。

　　至於「上海公社」，毛澤東斷然否定。如果全國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國家會承認一個「中華人民公社」嗎？

　　張、姚回到上海，馬上給已經白熱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溫。上海公社只維持了1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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