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11)_特裡爾

一一一

　　毛澤東在1966年3月對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說：「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孫悟空大鬧天宮。」

　　毛澤東——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變出了這些小「孫悟空」們。

　　毛澤東在早年總是將猴子當作反面形象來用，如將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法西斯分子。但從50年代後期起，他又把它當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孫猴王的大膽、頑皮、傲視一切和偉大的抱負正適合毛澤東的心態。1966年，毛澤東把這一充滿想像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稱革命者和孫猴王屬同一類型。

　　到1966年年中，毛澤東已作好複出的準備並在公開場合露面。他握有孫猴王那樣的奇異法術。

　　毛澤東接見了可信賴的阿爾巴尼亞總理，想借此讓中國知道他還活著，但並不想暴露行蹤。然後，他又想顯示一下自己的身體活力，於是來到武漢，在電視攝像機前暢遊了長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聞媒體說。

　　毛澤東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澤東在思考中國的未來時說：「我們需要一批立場堅定的青年人來接替我們的工作，他們文化程度不怎麼高，意志堅強，有政治經驗。

　　他自己的經歷就是他的指南。他說：「我們開始鬧革命時也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娃娃。那時的當權者，是老年人，有經驗。論知識他們多，論真理我們多。

　　「文化大革命」把這一思想付諸演習。年輕人可能不受舊傳統的影響，他們所受的全是新中國的教育，沒有被中國以外的觀點影響。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他們是地道的新中國的產品，不是已證明他們的「真理多」嗎？

　　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是要實現「百花齊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種道德觀念存在。

　　從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對他以前的各種嘗試的訣別。毛澤東希望青年們的「政治經驗」要從反對黨的鬥爭中去獲得。

　　這種博弈亦源於1956年至1957年的震動。那時，毛澤東對已確立的馬列主義學說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後，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開了，乃至他在1966年堅信可以不通過党的權威去確立真理。

　　「大躍進」時，毛澤東相信黨就是一種工具；「文化大革命」時，他失去了這種信仰，他號召紅小鬼去攻擊党。毛澤東強調紅衛兵「造反有理」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放手發動他們去「砸爛舊世界」。

　　紅衛兵首先攻擊的目標是文化領域。他們砸廟宇，抄知識分子、資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尋出一些「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的東西來。太陽鏡在第一個查禁之列，國際象棋因與蘇聯人關係密切而被列為第二項。除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外，幾乎所有的書都在查禁之列。焚書時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說紅衛兵像篤信宗教的狂熱者，那麼是毛澤東親手播下了恰當的教義。他的思想路線乃是千百年來基督徒們所信奉的蔑言：「為愛上帝，從心所欲。」只要一個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順坡流淌而下。

　　毛澤東在1966年對馬克思主義用了類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於中心，而新教主義者是將「愛」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間，毛澤東相信如果年輕人有造反精神，他們的行為對中國將會大有好處。

　　紅衛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滿足自有其原因。他們是被忽視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種被人發現的意識。他們上了高中，但被撩撥起來的希望不能得到滿足，既沒有大學可進，也沒有城市工作留給他們。

　　這一代人絕沒有機會無拘無束地生活，現在終歸可以發洩了。高中的學生，就是把資本主義擺在面前，他們也不一定認得出來，卻指責那些和資本主義戰鬥過幾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資本主義的黑爪牙。

　　一群紅衛兵深更半夜沖進彭真的家裡，打開了他臥室裡的燈，命令這位北京市市長下床接受批判。這些年輕的狂熱者們在一個報告中寫道：「彭真嚇得臉色蠟黃，甚至連衣服都穿不好。」

　　紅衛兵獻身于毛澤東猶如信徒們對待先知一樣，很多人都是真誠地獻身。但是，一個17歲的中學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意圖的。對他或她來說，批鬥那些「黑幫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乘專列到北京見毛主席並「參加革命」，使他們樹立了自信心。簡單模仿行為遠遠超出了這些話的含義。

　　一個偷渡到香港的廣東青年後來回憶：「中央老是敦促我們帶上毛主席語錄，一有時間就學習。我們卻帶著撲克牌，一有時間就玩。

　　儘管紅衛兵們覺得對毛澤東思想掌握有限，但他們還是吃驚于農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無知。

　　一個紅衛兵談起了他在福建山區與一個農婦的對話：「問她天上有什麼？她說，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時每刻地看著所有的人。他曉得哪個人不好好勞動，還懲處那些懶人。」這可能是源自毛澤東的「警惕階級敵人」的號召。

　　那個紅衛兵接著說：「我問她除中國之外世界上還有沒有別的國家，她搖了搖頭。我問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圓的，她搖了搖頭。」這位毛澤東的新世紀的使者最後說：「最後，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搖頭。」

　　在中國農村建立新社會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澤東似乎忘記了學生們動機龐雜、多變的政治意識和管理7億人口的國家的政治領袖意識的區別。

　　筆和槍是毛澤東慣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則要加強護衛的部隊調到該城，雖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筆。

　　他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為「炮打司令部」。據說，「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須攻破中央。他把大字報拿到中央委員會辦公大樓並把它掛在裡面的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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