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61)_特裡爾

六一

　　毛澤東排斥「為藝術而藝術」，知識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務於加快中國的解放這一明確目的。這種觀點使他不僅與丁玲而且與大多數左翼知識分子關係緊張。當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他的強硬的列寧主義路線時，知識分子即進行了抵制。

　　毛澤東向延安的文藝界扔出了幾枚思想炸彈。他嘲笑「獨立呼籲」，這既是理論之爭，又是政治策略之爭。「真」和「愛」脫離了時代具體的階級鬥爭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作家是党的事業這一大型「機器」上的齒輪（毛澤東在這裡受到列寧的影響）。

　　毛澤東宣稱：「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y9」這一未經推敲的粗糙觀點是毛澤東的發明。學習是改造ra.}"世界的武器，他年輕時在長沙初露頭角，那時他已經感受到這一點。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藝術家僅為自己的愛好而工作，他們還不能像他那樣把思想作為推動時代進人新社會的車輪。

　　與盧梭一樣，他希望那些學究不要忘記更簡樸、更艱苦的生活方式。毛澤東認為，落後的但是可靠的陝西農民比來自東部的嘰嘰喳喳的知識分子對戰爭更為有用。他安撫農民，因而這幾年實行了溫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覺得對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沒有這種必要用類似的方法。

　　「不允許把看法變成結論」，毛澤東對延安的文藝界宣佈。

　　換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確觀點的自由，不正確的觀點不允許公開提出來。

　　王實味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問題而成了文藝界整頓的主要目標。他試圖在延安這片天地中發揚五四運動的個人主義，但被毛澤東的新的精神集體主義所擊中。一天晚上，毛澤東打著燈籠到中央研究院看牆報以瞭解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材料。最後他說：「思想鬥爭有目標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實味被安全機關處死。

　　年輕時的毛澤東認為威嚇是捍衛真理的合適武器。他絕沒看到這易使人從尊重正確的東西轉而走向錯誤。在延安，這種本能開始在制定充滿強制色彩的政策方面發生作用。

　　毛澤東還要求知識分子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只去描寫生活中的光明面，創作應來源於「現實生活」，又「高於現實生活」。

　　在40年代，人們不會毫無怨言地輕易接受這些觀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了毛澤東與中國很多富有創造性的知識分子的對立，這種對立持續他的整個後半生。

　　在延安，在各個領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澤東創制了新理論學說。毛澤東主義已經誕生，很難說它是某一單純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觀念的綜合，

　　1942年以前而應說它是為生存而作的艱苦鬥爭的副產品。

　　制定了滅絕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澤東首要關心的問題。東京「燒光、殺光、搶光」的政策——美國在越南也與此相似——以此對付中國共產黨。這給紅區帶來的損失極為慘重，因為這時國共統一戰線在趨於萎縮。

　　蔣介石不僅不再給毛澤東的邊區以援助，反而對它實行嚴厲的封鎖。「人民戰爭」是否還有足夠的空間和人力進行下去？

　　在中共內部，毛澤東在上層遇到的敵手與長征時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層遇到了更為棘手的問題。

　　張國燾不再是毛澤東的障礙，他於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他的軍隊在西康的荒山野嶺中差不多喪失殆盡，他本人也威信掃地。毛澤東靜靜地等待張國燾自生自滅。這位泄了氣的對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裡，在抗日軍政大學講一點課，像往常一樣，他把自己好好地保養起來了。

　　張國燾和毛澤東在最後一次見面時一場好戲上演了。事情是因幹部子弟學校的學生演出歌舞節目所引起。張國燾的兒子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在延安平等主義的高原中，特殊化已開始露頭），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節目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但令張國燾勃然大怒的是，他兒子演的是一個叫張慕燾的反面人物，是一個叛徒。

　　毛澤東在現場觀看演出，與其他領導人一起欣賞孩子們的表演。根據張國燾的說法，毛澤東在看到叛徒受到責駡時笑了起來，「由張國燾的兒子來演張慕燾是再合適不過了。」

　　毛澤東的老對手馬上站起來，撕下他兒子臉上的面具，一邊拽著兒子走出大廳，一邊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豬狗不如！」

　　不久，張國燾脫離延安投入國民黨的事業，毛澤東再也沒有見到他（張國燾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澤東沒有處死、傷害或趕走張國燾，張國燾一直待在領導機構中，直到離開延安。

　　毛澤東對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對手態度也很冷淡。王明於1937年終於從莫斯科回國。他從「投降主義」的立場出發攻擊統一戰線，使毛澤東為之困擾達兩年之久。但是王明極力迎合斯大林——據說「西安事變」時斯大林發給毛澤東的電報就是由王明草擬的——其主要問題是忠誠于全民族抗日事業。

　　「你是中國人還是俄國人？」在召開統一戰線會議上的一次激烈爭論中，一位國民黨官員怒氣衝衝地問王明。後來，他又從極左轉而極力討好國民黨，支持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紅蘿蔔」（紅皮白心）。雖然是政治局委員，王明常以生病為由缺席會議，所以民主對他來說是陷於毛澤東的政治和思想觀念中。

　　1939年以後，他在中共權力機構中已無實權，雖然還有一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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