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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毛澤東這位半知識分子開始對知識分子表現出極為矛盾的心理。隨著大城市中人們對國民黨越來越失望,學生、作家、藝術家及其他各種人成群結隊投奔到西北。

  他們尋求新的角色,充滿活力和愛國氣氛的延安為他們提供了場所。

  毛澤東引以自豪的是,在這些男男女女的觀念中,他的根據地是一塊磁鐵。他歡迎他們的到來,不只是因為蔣介石冷待他們。然而,毛澤東沒有把知識分子視為他的鬥爭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斷地拒絕他們要求更多自由的願望。

  對文人學者又愛又恨的複雜態度,反映了仍存在於毛澤東的潛意識中的兩種影響。

  看來,毛澤東沒有忘記1919年他在北京大學受到的冷遇。這使他有一種糾纏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機會就把知識分子置於他們應在的位置。

  毛澤東曾恨過他的父親,然而最終父親的幽靈還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現。他的父親不喜歡看到毛澤東讀書,年輕的毛澤東反抗過這種狹隘的思想意識。但是,毛澤東嘲笑讀書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親在韶山所做過的那樣。

  或許毛澤東的父親對他的影響最終還是超過了他的母親,如果說這種影響只存在於潛意識中,那麼他的母親曾是他反對父親的同盟軍。但是,他的父親是一種楷模,是毛澤東的人格特徵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樣。

  毛老先生堅持要從事體力勞動,年輕的毛澤東討厭做農活〔然而,延安時期(和以後)毛澤東把知識分子趕出他們的書房去參加體力勞動。

  毛老先生曾獨斷專橫,他指責兒子懶惰。現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哲學已經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強調意志。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毛老先生不僅曾是兒子的壓迫者,而且亦使毛澤東的潛意識中存在著一種欲望,即希望成為令父親滿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壓制的陰影又籠罩在被毛澤東「整頓」過的人身上。

  還有一種性欲衝突。在江西,按照中國當時的標準,毛澤東是一個從思想到行動都主張愛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澤東號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業上。他認為人們考慮性的問題是一種精力的浪費。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上,毛澤東與一位大膽的女性觀點相左。這位女性當時是延安《解放日報》的文學編輯,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潑而坦率的作家,來自毛澤東的家鄉湖南。30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樣的作品如此生動地描寫公私觀之間的衝突。

  她在個人生活中實際上奉行普愛生活,並認為這是一張社會主義王牌。她毫不隱諱自己是自由論者柯倫泰所著的《三代人》一書的熱心讀者。她把男女關係戲稱為「不受紀律約束的遊擊戰」。

  毛澤東與丁玲的關係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澤東在個人生活中對愛欲不會遲疑。但這位延安聖人不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性關係的自由放任。

  他於1944年頒佈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頒佈的婚姻法更重視家庭意識。離婚也變得比以前更難,作為杭日戰士的妻子要想離婚幾乎是不可能的。

  10名來到北方加人共產黨行列的青年學生組織了「自由戀愛俱樂部」,他們被一一逮捕。

  毛澤東對這類事情變得愈加小心出於諸多原因。首先,共產黨的社會激進主義的所有特徵都要與統一戰線的溫和性質相適應。其次,陝西農民的思想觀念要比江西農民的思想觀念落後。

  他們是「水」,共產黨的軍隊這條「魚」必須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視他們的保守觀念。

  而且戰爭有它自身的邏輯,「我們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錢不值。民族戰爭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個毫不憐惜個人意願、焚毀脆弱的個人幻想的大熔爐。

  毛澤東自己婚姻的起伏變化也使他從心靈上關上了自由的大門。他曾經問自己愛情的意義何在,如在與史沫特萊的對話時。

  他與賀子珍關係的破裂是他40歲以後的事,他現在似乎感到需要一個長久的伴侶。毛澤東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來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為「一杯水」的性已經蒸發。

  他傾向於認為,自己有這樣的經歷,也就為別人建立了規範。

  丁玲批評毛澤東和共產黨在婦女問題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丁玲寫了一篇題為《三八節有感》的短文,文章質問共產黨(她屬￿這個組織)是否還是婦女解放的先鋒。

  與毛澤東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結婚。儘管毛澤東剛與江青開始溫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卻敢於揭示領導人的夫人將面臨的特殊命運。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結婚,就會受到責難;然而如果她真的結了婚,不是因為工作而忽視了家庭義務,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負擔,沒有起到一個新型社會主義公民應起的作用,結果都會受到批評。

  毛澤東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義者的俱樂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別比例幾乎和軍隊一樣是18:1。根據毛澤東在長沙時的老朋友蔡暢的說法,整個延安沒有一名女性來自勞動階級家庭(不過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寫下那篇滿是怨氣的文章後,不久毛澤東找到了諷刺挖苦丁女士的機會。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時,毛澤東看見丁玲來了,就從他在前排中間的位置上急忙站起來,以極恭敬的姿態對這位固執的女權主義者說:「讓我們的女同志坐在中間嘛,我們可不想在下一個三八節再挨駡。」

  在有關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與來自上海亭子間的一批知識分子展開了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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