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59)_特裡爾

五九

　　毛澤東的形象的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戰爭帶來的結果。在一切主要國家中，戰爭領袖多少都被神化。對毛澤東的崇拜並沒有超過斯大林、丘吉爾或羅斯福。

　　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對立的時候，提高毛澤東的形象合乎邏輯，也有著特殊的意義。共產黨也需要為全中國提供一位可以與蔣介石匹敵的人物。確實，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莫斯科對資本主義盟國的一種姿態）提升了毛澤東的地位。對莫斯科來說，再沒有一個像王明那樣的中國人如此小視毛澤東了。

　　在延安這座小城，毛澤東的舉止行蹤足能家喻戶曉。很多人都認識他，老鄉們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塵飛揚的小巷裡。這種環境中，個人崇拜不會走向極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這種崇拜還沒有發展成為一種宗教，以致人們對之哭天搶地，即使他們對自己崇拜的神靈一無所知。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權威是職務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觸到的人。即使驅車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轎車」是一輛雪佛萊（Chevrolet），車上寫著：「救護車：紐約華裔洗衣工人救國聯合會捐贈」。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機的助手。毛澤東不停地寫文章，不斷地發表演講。在這種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訴執行者而不需要中間環節。政治局每週有例會。

　　在延安以前的歲月中，毛澤東有豐富的思想觀點，但沒有多少權力。進入50年代，他擁有了權力，但這個地球上最大國家的龐大的官僚機構使人們只能聽到這位導師的聲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奮，是因為他在那裡既教導著人們又統禦著人們的行動。延安的歲月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黃金時代。

　　作為一名政治領袖，毛澤東文武雙全。

　　他曾持槍跋涉於中國大地一年之久，這在中國的統治者中沒有先例。他坐之於書房建構了自己的思想，幾個大國的近代統治者中——戴高樂算是一個——都未能做到這一點。

　　毛澤東的行為並沒有沾染中國軍閥所具有的封建習氣，比如坐轎子，朝孔，華麗住宅，在床上擁著小老婆接見來訪者——山東一位軍閥就是這樣。

　　同時與布爾什維克、蔣介石、民主同盟（介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左翼第三勢力）的領導者相比，毛澤東則顯得更受中國傳統的影響。他喜用毛筆寫字，潛心於中國歷史經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處沒有見到過西裝或正式的長袍。」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寫道。這位美國記者在1944年曾遊歷了中國西北。如斯言，毛澤東既不穿西裝也不著長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員）穿的衣服與農民一樣，寬大的褲子，對襟上衣。

　　標準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種新型的身份關係：沒有階級之分，也沒有代際之別。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又沒有先例。

　　某種新的東西在黃土群山中萌發。

　　延安是屬毛澤東的歲月。已經存在的穩定的政權可以說是毛澤東的政體。萌發狀態的「毛澤東主義」其各方面的特徵都有所顯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時期度過的淒迷的歲月裡，毛澤東很少能幹自己想幹的事。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既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也沒有受到地位高於他的中共領導人的賞識。

　　毛澤東證明他不是一個軍閥。對軍閥來說，槍桿子就是事業，權力就是目的。一種社會視野引導著毛澤東要塑造出新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使他贏得那些長途跋涉來到黃土高原的人的讚頌——甚至迷戀。

　　如果說僅僅擁有權力就是毛澤東的目標，他可能會裹足不前。

　　因為在延安他的權力已經得到了保證。他的目標是要改造中國人的心靈，他們在1945年稱他為「領袖」。

　　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應歸於他童年時期的心靈創傷。他正在逐步證明自己權威性的人格特徵，正在做許多他的父親曾經做過而且認為年輕的毛澤東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訪問的人會感到兒童團的活躍氣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質條件如何艱苦，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財富沒有成為負擔，也沒有帶來令人仄惡的等級觀念。人們知道他們正在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澤東不是實行共產主義。蘇聯式的國家工業化只能是「畫餅充饑」或「空中樓閣」一類應拋棄的東西。但是他一直把共產主義作為他戰爭結束以後的目標。

　　因為當時的問題是抗日，毛澤東掛起了階級鬥爭以努力動員社會各階層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這場靡戰。這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

　　土地政策是關鍵所在。在與國民黨合作的統一戰線形成之際，沒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適當的水平——在共產黨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達60%——但是要得到保證。這既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鼓舞了士氣。

　　毛澤東的稅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稅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澤東的政府在統一戰線的名義下從蔣介石的財政中得到補給。後來稅收重又實行時也是相當進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納些稅。

　　整個邊區都實行了選舉制度。各級政府都採用「三三制」，即共產黨員的數量在政府機構中不超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額是非共產黨員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給那些毛澤東稱為中間分子的人。

　　這些措施並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儘管在政府機構的選舉中有時共產黨員得票最多——但它改變了西北的群眾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參與。

　　在中國以前的歷史上，還沒有實行過普遍投票的選舉（在江西蘇區，「剝削階級」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確，選舉者在選舉領導人時絕無選擇的餘地。然而實際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們的政府」相稱則是從未有過的新鮮事。毛澤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對其統治者的態度。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種集體責任感。一種民主意識似乎首先就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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