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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第三章 京滬天地(1918-1921)

  26歲生日前不久,毛澤東第一次離開了他的家鄉湖南。

  《三國演義》中有三位英雄,毛澤東與楊教授的另外兩個學生也以此為範自稱為「三豪傑」。這兩個同學,一個是蕭瑜,一個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戰鬥激情的青年,與毛澤東的母親同鄉。

  楊昌濟於1918年離開長沙執教於北京大學。他在首都寫信給這「三豪傑」談如何到西方勤工儉學以拯救中國,新民學會討論了這封信,蔡和森代表長沙方面進京參加赴法籌備工作,毛澤東和另外20人於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後坐船到武漢,接著乘火車到達北京。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時的住處: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8號。

  毛澤東早就想去北京。以楊昌濟為橋樑,由《新青年》雜誌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後來同蕭三談起北京這份刊物時說:「它有兩個宗旨,其一是反對古文,其二是反對舊禮教。」

  毛澤東的個人處境與北京的富麗堂皇正好相反。猶如從小池塘中一躍成為大魚的任何大學生一樣,他現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魚的痛苦。沒有工作,身無分文。

  起初,他在後門附近的楊教授家與看門人同住一間小屋,後來與另外七個湖南青年一起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間小房。八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炕上。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每當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開銷比長沙大。買煤燒炕使他們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問題。他們只好八個人合買一件大衣(湖南人從不穿大衣,就像佛羅里達人從不穿皮襖一樣),輪流著穿,以抵禦迅即席捲北京的嚴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樣找到工作?他去請求楊教授相助。儘管毛澤東很窮,但在湖南那些好學校裡他結識了不少人,並學會了交往。楊昌濟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寫了封簡信,詢問能否為一個參加勤工儉學運動而處境窘迫的學生找個工作。

  讀了《新青年》,毛澤東最佩服兩位作者,「他們一度成為我的楷模」,他說。這兩人中的一個便是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教授。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 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胡適。】

  毛澤東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閱覽室,月薪8塊大洋,報酬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閱覽者的姓名,對一個有師範院校畢業文憑的26歲青年來說,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學紅樓。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期間,曾在這裡擔任圖書館助理員。】

  在北京大學,毛澤東不是什麼長沙才子,而只是靠兩隻蒼白的手整理書刊的雇員。毛澤東回憶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

  或忙碌在大窗戶下邊三屜辦公桌前,或穿梭於書架之間,身著褪了色的藍長衫,穿一雙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過任何東西。毛澤東通過他的簽名簿認識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我曾經試圖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他傷心地回憶道,「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講南方方言的圖書管理員要說些什麼。」

  在北大的各個場合毛澤東的地位也同樣低,只有在緘口不言時他才能去聽講座。一次,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當時是著名的激進分子,後來成為有名的自由主義者,蔣介石的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當他得知毛澤東是沒有註冊的學生時,這位激進而灑脫的教授拒絕回答。

  但是,毛澤東像水蛭一樣盯住周圍一切好的東西,他渴望涉足知識界的大門。他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這是恰當的選擇,因為報紙和道德問題是他當時的熱情所在。

  他新結識了人,其中有張國燾,這是來自韶山以東一個地主家庭的青年,儘管他們沒有成為密友。

  華北與華南有諸多不同,毛澤東25歲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與北京差別很大,就像佛羅里達與蒙大拿的差別一樣。除冬天嚴寒、口音相異、飲食不同等環境問題外,毛澤東還面臨更重要的心理問題。

  北方是官僚傳統的沃土,同時是達官貴人的世界。在權貴眼中,滿頭大汗的苦力是不會有腦子的,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一個曾在韶山種過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間,毛澤東的活動範圍狹小,那個冬季他形成了對北京生活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澤東的心中另有一個北京,他獨立持重,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小天地。

  毛澤東喜歡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他漫步在公園和宮殿。在西山,在長城,他抒發思古之幽情。面對北海垂柳上的冰淩,他吟誦起唐代詩人的名句,體驗著岑參筆下那令人讚歎不已的冰雪晶瑩的意境。這位來自湖南農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趨沒落的中國文明的內在和諧。

  這都城處在不斷的政治動盪之中,不過毛澤東似乎更沉湎於細微事物:「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值此時節,這位來自長沙的叛逆者暫時忘卻其使命,迷戀於詩詞和古老的傳統,流連於山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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