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0)_特裡爾

一〇

　　毛澤東說：「這所新學校有許多規則，我只贊成其中的極少數。」在第一師範，他既有足以稱道之事也有有失顏面的事。一次他讀書到深夜，被子靠油燈太近，引起了一場小火災，燒壞了幾張床鋪。還有一次，一位同學因父母包辦婚姻而苦惱，毛澤東深表同情，到這位同學家，勸說他的父母放棄他們的安排。

　　在第一師範，人們很少呼他的名——澤東，而是叫他的字：潤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潤澤」。

　　毛澤東對於不喜歡的課程，如靜物寫生和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連碰都不碰，經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對他喜歡的課程，如撰寫文學或倫理主題的文章和社會科學課程，他學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獨到見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棄枯燥的靜物寫生課不是毛澤東的做事風格，他不得不硬著頭皮應付一下。在繪畫考試時，他在試卷上潦草地畫了個橢圓，題名「雞蛋」，然後就離開了教室。一天上課時，一個簡潔的構思使他得以提前離開教室。他畫了一條水平線，在上邊又畫了個半圓，題名「半壁見海日」（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詩）。他的繪畫成績不及格。

　　毛澤東仿照維新派風雲人物梁啟超的自由文風寫出了熱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國文教員袁大鬍子，「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

　　袁還說毛澤東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後都標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將他寫有日期的那一頁文章撕掉了。毛澤東站起來，抓住袁的胳膊，問他到底想幹什麼，要拉他到校長辦公室去「評理」。

　　奇怪的是，這個對很多管束都進行反抗的青年卻接受了古典文風對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他有點不坦率地說。實際上，他在心理上還是傾向於古文形式的，特別喜歡無神論學者韓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後，毛澤東對埃德加·斯諾說：「所以，多虧袁大鬍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這句話含有諷刺意味，因為，毛澤東這時已開始對其他人用古文寫成的文章大張撻伐了。）

　　因此，當毛澤東在政治上比改良派還激進時，他的文學風格還是落後的。他在文風崇古和政治革命兩方面雙雙背離梁啟超。

　　他開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在1919年給蕭瑜的信中他寫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個人只有身患惡疾時才知道健康的幸福」。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所受的教益主要來自道德哲學和報紙——這是他持續終生的兩個愛好。

　　和絕大多數青年一樣，毛澤東也從他的榜樣和道德訓誡那裡學到了一樣多的東西。從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於吸收門徒的人物，這位具有過激精神的紳士因為提倡寡婦再嫁而震動了整個長沙，這就是楊昌濟，他是一根往舊中國的軀體中輸入新鮮血液的導管。

　　楊昌濟的生活方式是傳統的——人們稱他「老夫子」。他講課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義的一代人的心靈中播下了會結出激進果實的種子。

　　楊昌濟尊崇宋明理學（始於10世紀），但也花了四年的時間在英國和德國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歐洲思想家的理論。使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是他對心靈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於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無疑，這是個人主義，但這是著眼于整個社會進步的個人主義。

　　沒有哪位良師——三四十年代遙遠的斯大林除外——能比這位在愛丁堡取得中國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對毛澤東產生過如此深刻的影響。毛澤東對楊先生的倫理學課程有濃厚的興趣，他讀了新康德派哲學家泡爾生（F．Paulsen）著的僅10萬字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後，竟然寫了12000字的批註。一到星期天，毛澤東和其他幾位得寵的學生就帶著敬畏的心情到楊家拜訪，並在那裡吃午飯。後來毛澤東和楊昌濟的女兒結了婚，毛澤東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謹的周日午餐時。作為老師、朋友、岳父，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別人無法相比的。

　　毛澤東用文章回報了楊先生的德育觀。一篇充滿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個奇異的分數：100+5分，這使毛澤東很興奮，他把這事告訴了許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這位昔日的學生後來多次這樣評價他的教授。這是一種難得的讚揚，因為它已擺脫階級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澤東常在學校圖書館全神貫注地讀長沙和上海的報紙直至深夜。其他學生都到他這兒來聽他講一周來中國的動盪局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動向。

　　對每一則來自歐洲的花絮新聞——凡爾登，興登堡的權術，巴黎保衛戰中的出租汽車的用途——毛澤東都能從中國歷史上找到類似的例證。他成了比較「活歷史」（他常用這個詞來描述報紙）的顧問。

　　任何一位同學來找毛澤東，都會有人告訴他：「可能在報紙閱覽室。」

　　毛澤東用家裡給他的一點錢中的一部分訂了一份自己的報紙（他父親說他這個習慣是「把錢浪費在廢紙上」）。他常把報紙周圍的空白處剪下來釘成小本子，仔細一看就能發現，他在這些紙條上寫著城市、河流、山脈的名稱。毛澤東在讀新聞時，手邊總放著一本中國地圖冊和一本世界地圖冊，新聞中提到的每一個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圖上找到並記下來。

　　楊昌濟致力於他的精巧構思：對社會進行道德治療；毛澤東則瀏覽報紙，這一通往社會行動的門徑後來使他超越了楊昌濟的道德範疇而走向暴力生涯。暫時的，對於這位仍坐在圖書館裡的青年來說，德國的理想主義和熱切的公民意識已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了。

　　為了使毛澤東遵循自己的路前進，楊昌濟指引毛接近「船山學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紀的愛國者和關心民瘼的哲學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銳的現代西方思想抨擊中國僵化的傳統的雜誌。

　　和楊先生一樣，毛澤東從未完全脫離中國自身文明。如果說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為醫治病入膏肓的中國政治的藥物。楊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國家為一有機體，猶人身之為一有機體也，非如機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裝置之也。」毛澤東對此深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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