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9)_特裡爾

九

　　當另一個學友說一些俏皮話來揶揄譚時，毛澤東不再悶聲不語了，他激動地說：「讓他說，我很感興趣，讓他說吧！」譚繼續解釋，對一個政治領袖來說，學問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鬥爭意志。毛澤東被這種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著，就像凝視長沙的紅屋頂時那樣。

　　表面上看來優柔寡斷的這個流浪者，實際上似乎正在孕育著一種新的世界觀。

　　他又踏進了另一所學校的大門——湖南省立第一中學，但6個月之後就離開了。他對考學已很自信，在報考第一中學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許有些自鳴得意，毛澤東對學校作了兩點批評：「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令人生厭。」這很能說明年輕的毛澤東的性格特徵。

　　一位教員借給毛澤東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書——《御批通鑒輯覽》。這本書為他下一步的行動提供了跳板。和課堂上講的東西相比，他更喜歡這些諭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於是他決定自學一段時間。

　　好像6個月是毛澤東興趣轉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的時間也是半年。

　　他總是早上開館就進去，下午閉館才出來。他一動不動地坐在書桌旁埋頭苦讀，好像一尊低著頭的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只是中午出去買個燒餅或幾個包子當午飯。

　　他飽覽了現代西方的歷史和地理。為了擴大知識面，他又轉涉小說、中國詩詞和希臘神話，還有改良派嚴複新近翻譯的亞當·斯密、斯賓塞、穆勒和達爾文的名著以及盧梭和孟德斯鳩的作品，毛澤東在《世界英雄豪傑傳》中就熟悉了後兩位思想家。

　　他凝視著掛在圖書館牆壁上的《世界堪輿圖》。他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地圖：中國只是一個國家，與其他幾十個國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邊境線把中國與外國分開，中國在這上面不是一個「中央帝國」。

　　他笑著對愛彌·蕭說，在省立圖書館，他就「像牛闖進了菜園子」。他後來認為，這半年的書海生涯對他的生活影響很大。

　　在不得不和別人共事時，毛澤東表現出一些猴氣；但在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時，他又會很有虎氣。

　　毛澤東每晚都回到「湘鄉會館」，這裡住滿了當過兵的人、學生、過路客和一些虛度時光的閒蕩漢。

　　有天晚上，這裡發生了一場武鬥，士兵們襲擊並想殺死學生。毛澤東此時似乎仍帶著點道家自我保護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憶那個血腥的夜晚時說：「我躲到廁所裡去，直到毆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的毛澤東。

　　房租是不能用讀書的熱情來交付的。不久，經濟上的拮据迫使毛澤東又去查閱廣告欄。他偶然發現了教書，一所師範學校的廣告吸引了他：免交學費，食宿便宜，畢業後會成為一名教師。

　　毛澤東的兩個朋友也力勸他進這個學校，他們指望毛澤東在入學考試時幫助他們，毛澤東答應了，便寫了三篇文章。「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替朋友寫文章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他回憶說。他認為這是友誼，他很高興顯示一下自己的文學才能，就像在軍隊時那樣。

　　三篇文章使他們都考進了這所學校。家裡同意了毛澤東的選擇並給他寄來了錢，聽憑興趣、率意而為的時代已經結束。在23年後毛澤東回想起當年這段漂泊無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說：「從此抵制了所有吹噓未來前途的廣告的引誘。」

　　政局變得更糟，袁世凱喪心病狂，企圖恢復君主制，並要登基當皇帝。在這個銀樣鑞槍頭的新復古派和孫中山領導的立場動搖而又鬆散的激進派聯盟間互相角力造成的緊張氣氛中，軍閥們悄悄登場了。在長沙，一名軍閥謀殺了兩位在1911年起義次日上臺的激進派領袖。到1917年夏，中國出現了兩個政府：一個是北京的軍閥政府，一個是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

　　日本在蠶食中國，但是沒有人出來組織全國性的反抗。軍閥亂于國內，列強迫於門外，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豬產量十年內下降了一半——在知識分子中間也出現了悲觀絕望的想法。

　　中國雖已脫去舊的外殼，但是還沒有獲得新生。

　　這一切現象對毛澤東來說不是壞事。他還是需要冷眼旁觀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麼。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機會，他抓住了這個機會。一段早年的課堂筆記道出了他學習的樂趣：「有了什麼念頭就隨時記下來，頭腦裡有什麼想法就高興地表達出來，有助於保持平衡。」

　　毛澤東和其他400名身穿藍色毛紡制服的學生一道入了學。學校兩層樓的圓柱、拱頂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國殖民地建築的風格（其實是日本式的建築翻版）。

　　和中國的一切高等學府一樣，第一師範也是一所新學校，但它的設備和條件都不錯，而且優秀的教員們繼承了湖南的學術傳統。

　　第一師範的外牆上寫著校訓：「實事求是」，所謂的「事」和這裡的建築一樣是中西兼顧的。毛澤東上午讀中國歷史，午休時間看德國哲學。

　　毛澤東仍然精瘦，更顯出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髮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一件灰色長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談舉止還是慢條斯理，他不是那種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指手畫腳的學生，在聚會時更是很少說話。

　　通過許多課程的學習，毛澤東選擇了自己的路。他閱讀了亞裡士多德、霍布斯、邊沁、柏拉圖、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遇到了一個觀點，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是這樣解釋的：「一則美國的格言說『吾國說對即對，吾國說錯即錯』。」他有著廣泛的好奇心並對折中主義有很高的興致。他在給蕭瑜的一封信中說：「耶穌被斷章取義了，這樣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於一個睿智的人來說也不足掛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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