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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7)


  每當中央領導同志到抗大演講或作報告時,全校教職學員在露天會場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長站在講臺上,也沒有擴音器,亮開嗓子就講起來。聽眾有什麼問題,寫張條子遞上去,請求解答;首長侃侃而談,講到興奮處,嗓門一提高,加上有力的手勢,全場幾千人,個個屏息聆聽,鴉雀無聲,專心致志地記筆記;話音一落,掌聲雷動,有時還夾雜著口號聲,全場氣氛是那麼熱烈,那麼令人振奮,即使寒冬臘月,紛紛揚揚的雪花,也會頓時化成團團熱氣,升騰九霄!

  一九三八年九月,劉少奇同志到抗大作了題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的演講。他談到了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描繪了共產主義要最後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把人類社會推進到空前未有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幸福境地。他還勉勵青年要樹立共產主義偉大而崇高的理想,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後來,他整理、補充了這個講稿,作為《論共產黨員修養》中的一個部分,流傳至今,成為共產黨員必讀的好教材。

  當時,陳雲同志是黨中央的組織部長,經常應邀到抗大講演或上「党的建設」課程。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到抗大作過一次《論幹部政策》的報告,精闢他講述了我們黨的「用人之道」。他用「瞭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十二個字概括了我們党的幹部政策。他說,每個幹部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只有瞭解幹部,才能用好幹部,揚長避短。他特別強調領導者的態度要好,對有缺點錯誤的幹部多教育幫助,不要戴大帽子,使人敢於說話,敢於做事。他的講話是那麼親切,那麼沁人肺腑,使幹部打心眼裡感到黨的溫暖。

  黨中央重視加強對抗大的領導,為各級黨委作了表率。各抗日根據地的中央局,軍分會和領導同志也都把辦好抗大分校作為一項戰略任務。陳毅、彭雪楓、李先念、陳賡、粟裕、黃克誠、張愛萍等同志都曾兼任過分校的校長,親自抓抗大的工作。第一分校在太行山區時,劉伯承、鄧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過報告和指導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大總校挺進敵後進入晉察冀邊區時,聶榮臻同志親自指揮部隊掩護抗大通過敵人封鎖線,並給抗大師生作過報告。抗大第二分校及其附屬陸軍中學、附設中學也是在聶榮臻同志的領導和關懷下創建和發展起來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賀龍同志率部正在晉察冀邊區作戰,見抗大師生還身著單衣,馬上決定把準備發給第一二〇師部隊的棉衣先撥給抗大。當抗大師生穿上嶄新的棉衣時,都從心底裡感念賀老總的一片深情。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認為要辦好抗大,選配好一套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是個關鍵,一定要配好配強,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事實正是這樣,抗大歷任的領導幹部,諸如劉伯承、徐向前、楊尚昆、羅瑞卿、張際春、滕代遠、何長工、李井泉、彭紹輝和許光達、莫文驊、胡耀邦等同志,都是建黨初期、北伐戰爭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不僅久經鬥爭考驗,有豐富的戰爭經驗和政治工作經驗,而且有較高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修養和領導水平;政治思想敏銳,接受新鮮事物快;民主作風好,善於聯繫群眾,辦學經驗也比較豐富,深受教職學員的愛戴。

  要辦好抗大,還需要一支堅強的、有較高水平的教職員隊伍。建校之初,第一、二科的工作人員只有十四人,專職教員僅三人,面對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中央首長和中央機關的幹部都積極前來兼課。這個辦法對解決當時教員缺乏的困難起了很大作用,但終非長久之計,所以,從第二期開始,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就下決心從機關和部隊中抽調一批軍政素養比較好的幹部,到抗大擔任教職員。第三期之後,每期又從學員隊中抽調一批優秀畢業生,經過各種訓練班培訓後,充實教職員隊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較高文化程度和豐富的軍事、政治理論知識的教學隊伍。例如老幹部中,徐向前、羅瑞卿、李逸民、馮達飛等同志都是黃埔軍校早期的學生,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大部擔任過高級指揮員;王智濤同志一九二五年就到蘇聯軍事院校留學和工作,一九三三年回國後,長期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可謂軍事教育方面的專家;謝翰文、張如心、楊蘭史、羅世文、吳亮平等同志也是長期從事黨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有較深造詣的老教育家。

  「七七事變」後,從大後方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中,還有一批著名的學者、教授,如總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張慶率;分校的馮定、薛暮橋、江隆基、張力之等同志,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在理論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響的知名人士。這兩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員隊伍中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培養下,逐步擴大教學隊伍,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期開學時,全校教職員隊伍就已發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總人數還多。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抗大的教員十分關懷,除加強思想教育外,很重視提高教員的政治地位,樹立教員的威信,照顧教員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質生活極端艱苦,除糧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錢,小米飯、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為了表示對教員的尊敬,規定給每個教員每月補助兩斤大米(後增加到十斤)、一斤雞蛋和幾斤麵粉,會抽煙的同志還發給四包「風車牌」紙煙。

  到了一九三八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轉,開始發津貼費,學員每月一元,學校領導幹部最高是五元,一般是三元半,只有從外地請來的教員是十元,高出一倍以上。錢雖然不多,但在那樣艱苦困難的條件下,它卻充分地體現了我們黨注重教育事業、尊重知識、關懷知識分子的原則,激勵他們更好地「忠誠黨的教育事業」。

  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是抗大實現党的領導的基礎。打仗時,黨員衝鋒在前、退卻在後;生活上,黨員吃苦在先、享受在後,這就形成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產生了一股無形的力量,團結了周圍的群眾,去完成黨賦予的各項任務。

  總校第六期女生連連長程克、指導員王修竹剛二十歲出頭,副指導員郝治平才十八歲,一九四〇年十月反「掃蕩」鬥爭中,一天晚上,她們帶領全連一百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為甩掉敵人,她們冒雨踩著泥濘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糧食袋被雨水打濕越來越沉。這幾個女幹部的體質都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費很大勁,但他們想到自己是共產黨員,是黨支部委員,強烈的責任感增添了無窮的力量。她們有的帶著幾個背包或幾條糧袋,有的攙扶著走不動的同志,以頑強的毅力冒雨向頂峰攀登。在她們的帶動下,在頻繁的反「掃蕩」中全連沒有掉隊的。抗大的黨組織就是許許多多象女生連這樣的戰鬥集體,所以,它能成為堅強的戰鬥堡壘,帶領群眾去戰勝一切困難,挫敗一切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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