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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6)


  在黨中央的抗議、全國人民的聲援、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營救和勞動營內部革命青年的鬥爭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脫虎口,到達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神經失常或光榮犧牲。

  毛澤東同志對革命青年從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這種精神給予很高評價。他說:你們到延安找共產黨、方向是對的,很不容易,這是很大的考驗。進抗大沒有考試,大家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延安來,這是最好的考試。他對來抗大的知識青年特別關懷,每到一百多人,都要親自接見,並與他們親切交談。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接見了從北平來的一批知識青年,向他們表示歡迎之後,接著說:延安的抗大和你們北平的大學生不一樣,北平的北大、清華、燕京大學,有禮堂,有教室、實驗室、圖書館,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他指著露天會場說:這就是教室,你們看,沒有桌椅板凳。我們抗大的物質條件是比較差的,同志們要準備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同於別的軍事學校的,就是我們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學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大學校。我們人很多,一兩千人;我們的理想大,奮鬥目標大,我們這個大學校,在中國過去是沒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

  還有一次,毛澤東同志知道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北平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委員、地下黨員郭奇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便到旅社看望他,向他瞭解當時青年學生的思想情況和北平學生運動的動態,直談到深夜。

  朱德同志對革命青年也是關懷備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時機,親自去看望抗大四大隊第十隊的學員。他聽指導員雷欽介紹,這個隊有六個國民黨縣長、一個國民黨團長,還有華僑青年,非常高興,就到窯洞裡一個一個找他們談心,問他們到延安來生活習慣不習慣,有什麼困難?他見了從馬來亞口國的華僑青年李泅美時,很親切地拍拍李的肩膀說:「你們遠涉重洋回祖國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很不容易啊!我們的華僑都是熱愛祖國的,這種精神很可貴!」

  朱德同志走後,那位姓張的國民黨團長對雷指導員說:「朱總司令那樣大的幹部,走那麼遠的路來看我們,見了我們連坐也沒坐,站在那裡就和我們談開了,那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怪不得紅軍過去打仗那麼英勇,官長就象親兄弟,誰不拼命幹呢?」他還說:「聽總司令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我這次到延安,算沒有白來,還見到朱總司令。我畢業以後能當八路軍的一員就心滿意足了。」果然,這位「張團長」畢業後分配到前線,他英勇戰鬥,犧牲在戰場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朱德同志在太行山區接見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的畢業學員時,瞭解到他們中間全國大多數省份的人都有,興奮地說:「全國革命青年都彙集到抗大來了。你們代表著全國青年,代表著全國人民。」這幾句話闡明了一條真理:黃河之濱集合著這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他們代表著全國青年、全國人民的意志,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設嶄新的中國!

  §党對抗大的領導

  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湧入抗大,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那麼,抗大怎樣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革命熔爐,把他們培養鍛煉成為堅強的革命者呢?加強党對抗大的領導是辦好抗大的關鍵。

  抗大要不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是抗大創建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與王明等人的錯誤主張鬥爭的焦點。當時,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妄圖取消党的領導,改變抗大的性質,把抗大辦成所謂「統一戰線」的軍事學校。

  毛澤東同志與王明的錯誤主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系統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在抗大的建設問題上再三強調:抗大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事性質的學校,不是什麼統一戰線的組織;抗大的整個領導權都在共產黨手裡,學生的絕大部分都是共產主義者,或者傾向共產主義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黃埔軍校更革命、更進步,能夠為民族和社會的解放作出更加偉大的貢獻。經驗證明,黨對抗大的堅強領導,是把抗大辦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使抗大成為培養鍛煉革命青年的大熔爐,在抗日烽火中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

  黨中央、中央軍委把辦好抗大作為我黨我軍的一項基本建設,十分重視加強對抗大的領導。在抗大籌辦初期,有些部隊的領導幹部由於對培養幹部的意義認識不足,只著眼於當時工作的需要,不願意把好的幹部送學校培養。毛澤東同志特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召開的「大相寺會議」上,反復闡明培養幹部的戰略意義,動員各部隊黨委把眼光放遠一點,保質保量地把優秀幹部選送入學。

  在抗大創辦過程中,黨中央對抗大的工作經常給予指導。一九三九年一月,抗大進行工作檢查,向黨中央寫了檢查總結報告,中央還就此專門作了《關於抗大工作檢查總結決議》,對抗大的成績給予了肯定和鼓勵。一九三九年七月,黨中央根據當時敵我鬥爭的形勢、任務,適時作出了抗大總校挺進敵後,在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分校的決定,並對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進行工作檢查,發出了《關於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再次強調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中心,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後,中央還經常通過電報、文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隊加強對所屬抗大分校的領導,並對抗大的工作繼續進行指導。一九四三年春,黨中央、中央軍委又適時地作出抗大總校及第二、第七分校返回陝甘寧邊區辦學的決定。這些重要決策,保證了抗大在錯綜複雜的鬥爭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

  毛澤東同志對抗大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說,抗大是在他親手創建和直接領導下成長、發展起來的。為了加強對抗大的領導,毛澤東同志親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從制定教育方針、審定教學計劃、確定領導班子等重大問題,到參加抗大集會、給教職學員講演、上課、個別談話、出版校刊等實際工作,都抓得很緊。現在編入《毛澤東選集》的不少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當年都是毛澤東同志作為演講或課程講義在抗大首先發表的。《反對自由主義》這篇名著,也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澤東同志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的特約而為抗大校刊《思想戰線》第一期撰寫的文章。

  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玉稼祥、羅邁(李維漢)、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對抗大也十分關懷。每期開學、畢業典禮和重要集會,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都盡可能參加,而且擔任抗大的兼職教員,經常給抗大作報告、演講或上課。抗戰期間,周恩來同志大部分時間在重慶、西安等地領導統一戰線工作,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同志也大部分時間在前線,但他們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演講或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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