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5)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5)

　　日寇的鐵蹄踏破了華夏金甌，也踏碎了海外赤子的心。抗戰爆發後，許多華僑抗日救國團體紛紛成立，許多華僑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進行抗日宣傳、募捐、義賣，成千上萬的愛國僑胞慷慨解囊，一筆筆捐款匯回了祖國，到一九四〇年五月，華僑捐款己達六億元以上，而且還捐贈了大批醫藥、寒衣和各種物資。但是，許多華僑青年並不滿足于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支援祖國抗戰。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一批又一批的華僑青年組成「華僑戰地服務團」、「華僑記者團」，返回祖國，直接參加戰鬥；有些華僑青年則結伴回國，投奔延安，進入抗大。馬來亞吉隆坡華僑青年陳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告別了父母和未婚妻，與同學陳人頌一起回到祖國，投奔延安抗大。

　　林有聲、白刃、李金髮、陳耕國等華僑青年學生，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間，邀集了八個同學，從福建集美中學繞道香港到了廣州，找到八路軍通訊處，要求進抗大學習。開始時，通訊處的同志耽心他們吃不了苦，就把路途的艱險和延安的艱苦生活如實告訴他們，請他們考慮。其中三個同學猶豫了；而林有聲、白刃等五個青年很堅定，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步行八九天來到延安。

　　當時到延安的知識青年很多，容納不下，抗大把他們分配到第五大隊，他們在延安只住了十幾天，馬上隨第五大隊行軍到了甘肅省慶陽鎮，參加修建校舍的勞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五大隊奉命挺進敵後創辦第一分校。他們又跟著行軍，冒著嚴寒，再次通過敵人的封鎖線，直到一九三九二月抵達太行山區的長治、潞城一帶，才停下腳跟開始學習。這五名華僑青年，出於抗日救國的熱情，又有了經受艱苦鬥爭鍛煉的思想準備，在這半年的行軍、勞動中，磨煉得更加堅強，勝利地完成了進入抗大的第一課。此後，他們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鍛煉成才，林有聲曾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白刃成為作家，是電影《兵臨城下》的編劇。

　　在投奔抗大的知識青年中，還有翟默然、霍丁、楊憲吾等一批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其中有一個名叫黃鼐的中國留學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黃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之一、武昌起義的革命軍總司令黃興的兒子。他於一九三六年東渡日本留學，參加左翼學生團體，其間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後經營救回國。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進抗大第四期學習。據不完全統計，到抗大學習的華僑、留學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為華僑青年大都在抗戰爆發一段時間，瞭解祖國情況之後才陸續回國的，由於戰亂和敵人封鎖，要到延安比較困難，所以，分散在各個根據地的人數比較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華中大隊」（第九分校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歸來的華僑青年，編成了一個隊。一九四二年四月畢業後，分配到新四軍部隊工作。海外赤子報效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歌頌的。

　　抗大不僅有中國的革命青年，還有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家的青年朋友。他們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以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中國革命；有的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畢生的精力，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和英雄業績，同樣應該載入抗大的光榮史冊。

　　抗大第一期學員中就有參加我國土地革命戰爭的朝鮮老同志武亭和越南老同志洪水，第四、五期國際友人更多，有朝鮮、越南和日本「反戰同盟」的國際友人二十六名，如第四期有張振光、李鐵重、鄭文珠等朝鮮同志；第五期有李根生、李維民和東北幹部訓練隊的幾位朝鮮同志；第六期有日本「反戰同盟」的日本友人吉田太郎。在這些國際友人中，朝鮮同志王信虎曾任新四軍的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長，他為五分校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朝鮮同志鄭律成以火一般熾熱的感情譜寫了《延安頌》、《延水灣》、《八路軍軍歌》等許多經久不衰的作品，鼓舞人們為爭取抗戰的勝利而奮勇戰鬥。他創作的許多節奏鮮明、威武雄壯的歌曲、樂曲，將永留人間，永留在抗大同志們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蔣介石、閻錫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發動了「十二月事變」，集中六個軍的兵力進攻我抗日決死隊，摧殘抗日民主政權，殺害大批共產黨員和抗日志士，包圍、抓捕「民族革命大學」的進步師生。在此嚴重情況下，許多革命青年在党的領導下，奮起反擊，經過頑強的鬥爭，奔向延安，進入抗大。如愛國青年林影等幾十個進步學生，在李伯天等共產黨員的帶領下，分成若干小組，化裝突圍，通過封鎖線到了延安，進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識青年崔光華、姚俊、楊季農等同志在山西軍政訓練班畢業後，分配到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工作，先後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在教導團團結了一批政工人員和士兵，後來，看閻錫山舊軍要對他們下毒手，他們毅然帶著二十幾名政工人員，突破封鎖線，強渡黃河，集體投奔延安，進入抗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打著抗日的旗號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識青年。一九四〇年二月，當他們行軍到達洛川時，得知閻錫山發動了「十二月事變」，在王家廣、王仲時等青年秘密組織下，於鄜縣（今富縣）茶坊地區把特務控制起來，集體轉向延安，投入抗大。並於二月十四日在《新中華報》上聯合發表給閻錫山的公開信，披露他們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閻錫山說：「因為你們開倒車，我們青年就不得不離開你們。如果你們還要青年的話，你們只有回去趕快再進步」。義正詞嚴，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蔣介石、閻錫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國民黨頑固派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交替使用軟硬兩種手段，但革命青年還是源源不斷奔向延安，他們就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後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攔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的畢業學員，把他們送往集中營監禁殘殺，或者強迫他們充當特務，手段十分卑鄙惡劣。

　　一九三九年六月間，陝西省國民黨省黨部詭稱「招待赴陝北公學、抗大青年，幫助青年赴陝北求學」，派出特務在咸榆線上，綁劫了二百多名革命青年，在咸陽北門外成立所謂「幹四團特訓總隊」，公開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十一月問，「特訓總隊」擴大為「西北青年勞動營」，成為直屬重慶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教育機關」。營本部設在咸陽，直轄第一總隊，並於洛陽、蘭州兩地各成立一個獨立大隊。

　　一九四〇年，營本部和第一總隊從咸陽遷到西安市西關外東北新村，綁劫的革命青年也增加到七八百人。所謂「幹訓隊」、「勞動營」，實際上都是法西斯集中營。「學生」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輕者關禁閉，重者打死或活埋。有一位姓朱的青年，因在閉禁室內唱「義勇軍進行曲」，即被吊打致死。

　　對於蔣介石這些暴行，我們黨中央於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的大會上發出《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嚴正地提出了「保護青年」的要求，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營之設，將西北、中原各省之進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處，施以精神與肉體之奴役，形同囚犯，慘不忍聞。青年何辜，遭此茶毒？」（《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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