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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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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同志親筆給這些仿惶的年輕人回了信,熱情地鼓勵他們繼續發揚抗日救國精神,並向他們建議:畢業之後,繼續升學也好,到前線去也好,只要堅持抗日,到處都可以發揮青年的作用。他們收到周恩來同志熱情關懷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魯子敬、丁志剛、陳健等同學,通過地下黨的聯繫,介紹到延安,進入抗大。 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電報局的助理會計員石于、周榮國兩名知識青年,寫信給朱德總司令,要求參加八路軍上前線殺敵報國。朱總司令親筆給他們回信說:「只要你們有決心,能背著行李到八路軍總部來,我們表示熱烈歡迎。」他們收到回信後,十分高興,馬上準備行裝出發。但因當時臨汾失守,交通受阻,石于和周榮國便從成都經漢口到西安,然後背著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學習。 當時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青年要尋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幾經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門。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灘溪縣十八歲的知識青年戴著生想投筆從戎,獨自跑到國民黨一支「遊擊隊」中去當宣傳員。開始時,他幹得挺帶勁,向群眾宣傳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過幾天他發現這支所謂國民黨「遊擊隊」,不僅不打日本鬼子,還欺壓群眾。他一氣之下,跑回了家。不久,聽說新四軍遊擊隊是抗日的隊伍,他就跑到新興集找到遊擊隊,參加了工作。一九四〇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渦陽縣北麻塚集成立,組織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學習,把他培養成優秀的遊擊隊幹部。 抗戰初期,文藝界的革命青年是宣傳抗日、喚起民眾的一支輕騎兵。他們在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組織了許多「戰地服務團」、「救國演劇隊」。僅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就組織了十幾個「救亡演劇隊」。他們活躍在抗日前線,起了很大作用。後來,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工作很難開展,他們中間不少人都先後到了延安:有的是整個演劇隊的隊員一起投奔延安,進入抗大;也有單獨奔赴延安進入抗大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舉進攻上海時,上海青年學生方明便積極參加難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學會救亡演劇隊」的活動。上海淪陷前夕,她編入郭沫若組織的上海「救亡演劇隊」第十一隊,進行抗日宣傳。後來,他帶著才十一二歲的小妹妹方征輾轉到了武漢,因處境艱難,便在地下黨的幫助下,隨著光未然帶領的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三隊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魯迅小學」讀書,自己進抗大第四期學習。 當時,到抗大學習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據我所知,他們中間有電影、話劇演員呂班(參加演出過電影《十字街頭》)、田方、孫維世,電影攝影師徐肖冰,作曲家賀綠汀、鄭律成,還有芢蓀、裴東籬、歐陽山尊、莫耶、史若虛、汪洋、張平、顏一煙以及林寒流(留日學生)、淩霞和嚴熹、範杏仙兩對夫妻等許多文化人。他們的到來,使延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大大活躍起來。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張際春主任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一篇《抗大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奮鬥的三周年》的紀念文章,描述當時革命青年熱切響往抗大、積極投奔延安的情景。他寫道:「他們,有的母女相約,夫妻相約,姐妹相約,兄弟相約,親友相約,師生相約,以至官長與部屬相約,結隊成群地來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萬水,不懼艱難困苦,千方百計,衝破一切限制來住抗大。他們的呼聲是:『國難嚴重,不可終日,救國無術,均欲來抗大以為快』(湘來信);『我一定要來抗大學習』(奧來信);『不到抗大誓不休』(川來信);『無日不思想來抗大』(閩贛間來信)。」事實確是如此。如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於一九三七年經周恩來同志介紹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延安抗大第三期學習,同她母親任銳同隊。浙江省上虞縣女學生傅涯年僅十八九歲,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攜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輾轉千余裡來延安抗大第四期學習。這些母女同學、姊弟同學的感人事蹟,一時傳為佳話。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國民黨軍政人員,有的還是國民黨員、三青團員、青年黨員或特工人員。 他們激於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義憤,毅然脫離國民黨,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西北軍)官兵在「西安事變」之前,被蔣介石驅使向紅軍進攻時,耳聞目睹共產黨和紅軍堅決抗日的行動,早已傾心;「西安事變」後,又目睹蔣介石背信棄義,先後囚禁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千方百計瓦解、吞併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種種罪行,更加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面目,紛紛脫離國民黨軍隊,投奔延安。 東北軍中有原東北抗日聯軍的軍長李延祿,原東北軍第一一二師中將師長張蔚九(原吉林督軍張作相之子),有張學良將軍的弟弟張學思,東北知名進步人士高崇民的兒子高存信,東北軍學兵隊學員陳劍飛(陳峰)、楊恬、韓複東等許多同志;西北軍中有馮玉祥將軍的侄兒馮文華(後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長),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趙壽山將軍的兒子趙元傑、兒媳羅蘭,一位軍長的兒子李偉;此外,還有傅作義將軍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學習或工作。 鑒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來同志高瞻遠矚,及時提出了培養東北幹部的建議,於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後舉辦了三期東北幹部訓練隊,培養了二百多名東北幹部。這批幹部為收復東北和最後解放東北貢獻了很大的力量。 還有不少國民黨的軍政人員衝破重重關卡投奔延安,他們報國之心和膽略令人嘆服。「七七事變」後,青年學生周湘帆抱著抗日救國的理想,從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國民黨中央憲兵學校,在軍士隊受訓。開學不久,日寇向上海進犯,直逼南京,沒等南京聽到炮聲,憲兵學校便聞風而逃,一口氣從南京逃到長沙,還準備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剛從四川出來抗日,未放一槍就逃回老家,怎麼有臉見鄉親父老?正在憤懣徘徊之際,忽然在長沙街頭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簡章」,好象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便約好同學李哲,弄了一張空白介紹信,兩人穿著憲兵的黃呢子軍裝,大搖大擺地闖關過卡,經武漢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就這樣奔向了光明。 國民黨中央軍校中尉教官黃烈也有類似的情況。他于廣東省立廣州體育專科學校畢業後,受聘到國民黨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當中尉體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飛機轟炸廣州,軍官學校完全癱瘓。事實教育了黃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軍。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國民黨軍官制服,內襯印有「精誠團結」字樣的軍校汗背心,藤箱裡裝著印有蔣介石簽章的軍校教官「委任狀」,以這些「護身符」闖過了國民黨軍警的重重關卡,於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進抗大第六大隊學習。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車上,即興寫了一首抒志詩:「青年立志出鄉關,革命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 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以此表達了自己革命義無反顧的誓願。 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隊第十隊是國民黨軍政人員比較多的一個隊,有六名國民黨縣長,其中國民黨延安縣長馬豫章是個地下黨員,其餘五個確是國民黨的真縣長,還有一名國民黨團長。他們自願放棄優裕的官場生活,到抗大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表現都不錯,畢業後,有的回原地做統戰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據地,那位姓張的團長,後來在抗日前線英勇地犧牲了。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當時抗大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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