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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1)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創辦學校,培養人才。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和各革命根據地就先後創辦了紅軍學校、紅軍大學或教導隊,為軍隊和根據地的建設培養了大批幹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這時,黨中央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戰略方針,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掀起抗日救亡熱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發展,全國的政治形勢正從國內革命戰爭轉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這歷史大轉折關頭,無論軍隊、地方,都急需大量幹部去組織和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鬥爭。

  所以,黨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明確提出:「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幹部。党要有成千成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為了適應這種需要,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原工農紅軍學校為基礎,在瓦窯堡創辦了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林彪任校長,毛澤東同志兼任政治委員。「紅大」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開學,第一期有一千零六十三名學員;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國民黨高雙成部第八十六師的一部突然襲擊瓦窯堡,「紅大」即隨中央機關撤出瓦窯堡,遷到了保安縣(今志丹縣)縣城。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紅軍西征戰役節節勝利的形勢下,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于甘肅省會甯縣勝利會師,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更加鞏固和擴大,為我們黨發動全國的抗日鬥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年十二月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開始出現。全黨的主要鬥爭目標,已由「實現停戰」轉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

  這時,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各地的革命知識青年,尤其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學生以及東北流亡學生中一部分救亡運動的骨幹和先進分子,陸續奔向延安,尋找抗日救國的真理。這就向我黨提出了教育培養知識青年的新任務。中央軍委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在第一期學員畢業後,於一九三七年一月決定把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除繼續培養紅軍幹部外,把培養革命知識青年作為抗大的一項重要任務;校部也由保安縣遷到黨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月二十日舉行抗大第二期(「紅大」第一期也就是抗大第一期)的開學典禮。

  一九三七年六月間,紅二十六軍劃歸陝甘寧留守兵團,編為陝甘寧警備團。有一天,我從宜川到延安向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彙報工作。當時抗日戰爭尚未爆發,在談話時,我看張際春主任和藹可親,對人誠懇熱情,便將自己蘊藏在心底多年的願望向他吐露說:「我參加革命十幾年,一直沒有機會進學校學習。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曾經向彭老總提出過要求,但每一次彭老總都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回答我說『你這個知識分子還進學校幹什麼?』其實我才高小畢業,雖然當過幾年小學教員,但文化程度並不高,並沒有系統地學過馬列主義,算什麼知識分子呢?所以很想到抗大去學習。」張際春主任很支持我的要求,當天下午便帶我去見毛澤東主席。

  我跟張主任來到毛主席的窯洞裡,毛主席正在臨窗的辦公桌前伏案審閱文件。毛主席招呼我們坐定後,張主任說明來意,我怕耽誤主席的時間就開門見山地對主席說:「我自從參加革命以後一直沒有機會進學校學習,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勢。在大相寺會議上,我聽主席的報告後,更深刻認識到應該利用全面抗戰之前這個有利時機,學習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軍事素質,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聽說抗大第三期又開始招生,所以特地來請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學習。」

  毛主席操著一口濃重的湖南家鄉口音親切地對我說:「你要求學習是個好事嘛。磨刀不誤砍柴工。學習好了可以更好地工作。我同意!」說罷,便從案頭上拿出一張便箋,提起毛筆寫了一張便條給羅瑞卿同志,介紹我到抗大學習。

  我匆匆返回宜川交代好工作,馬上趕到延安,把毛主席寫的介紹信親手交給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同志。羅瑞卿很熱情地接待我,並告訴我說:「抗大第二期已經學習了半年,即將畢業,現在第三期正在招生,有的學員已陸續來報到,你就編到二大隊第四隊吧!二大隊是個政治隊,四隊是高幹隊,隊裡大多是軍、師一級的政治幹部,現在報到的人還不多,你先去隊裡,幫忙做一些接收新生的工作吧!」

  我很愉快地來到第四隊幫助做新生的入學登記工作。不幾天,「七七事變」發生,八月一日,第二期學員立即畢業,先後分赴抗日戰爭的各條戰線,第三期同時舉行開學典禮。可是,開學後我只學習了三周,又參加挖窯洞勞動三周,因工作需要,我即調任第五隊隊長兼政治教員,邊學習邊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標誌著中國革命進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時期。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投奔延安的革命知識青年與日俱增。正如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同志在抗大第五期開學典禮上所說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從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先後開辦了第三、四、五期,學員數量也從第二期的一千三百多人猛增到第五期的一萬三千三百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學員數),其中知識青年約占學員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這是抗大大發展的黃金時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於日本侵略軍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並出動飛機對延安進行狂轟濫炸;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對邊區的封鎖,造成了邊區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也使廣大的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難以通過封鎖線投奔延安。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便於為前線部隊培訓幹部和就近吸收敵後廣大愛國知識青年入學,同時也為了更好地吸取前線豐富的鬥爭經驗,以及減輕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困難,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抗大總校派出第五期的一部分教職學員挺進敵後,分赴晉東南、晉察冀根據地,建立第一、二分校。

  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總校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大、陝公(即「陝北公學」)等學校遷移晉東南的決定》,除留下四個學員隊在延安組建第三分校外,總校領導機關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職學員與「華北聯合大學」的教職學員共五千多人,合編為一個縱隊,挺進敵後。當時因日軍對我晉東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總校臨時改變行軍路線,轉道晉察冀根據地,在河北省靈壽縣陳莊一帶休整兩個月後,才繼續向晉東南根據地挺進,於一九四〇年二月抵達晉東南地區的武鄉縣洪水、蟠龍一帶繼續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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