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五章艱難的歷程(13)

第五章艱難的歷程(13)

　　這天下午，我們又後撤了十幾公里。因為晚上東北軍可能會來聯歡，我便佈置破壞科長袁林、宣傳科長胡保順做好準備工作。他們交代副官（管理員）買來豬肉、黃豆、白酒，把半山坳裡一座破廟收拾乾淨，借了幾張條凳，就作為聯歡交談的會場。黃昏以後，東北軍四五個士兵果然踐約而來。袁林、胡保順帶兩個幹事和幾個做勤務工作的戰士同東北軍士兵交談。他們用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蔣介石的賣國罪行；談到東北三千萬同胞淪落日寇鐵蹄的悲慘生活；歷數蔣介石一貫排斥異己，把東北軍當炮灰，驅使

　　東北軍打內戰，使東北軍和紅軍互相殘殺，兩敗俱傷，以便他坐山觀虎鬥，以收漁人之利的陰謀。勸說東北軍弟兄千萬不要上當，要聯合紅軍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我們曉以大義，東北軍士兵深表贊同。有的說：「我們誰也不願意放著日本人不打而來打紅軍；只有『忘八羔子』才願意打內戰！」

　　有人說：「我們不打了，你們也別打，誰打槍，背什麼槍挨什麼『槍子』（即子彈）。」這是當時東北軍中流行的一句咒語。

　　臨走時，他們表示明天要邀幾個長官也來參加聯歡。當時已是農曆十月下旬，「大雪」的節令已過，夜晚朔風凜冽，雪花飄飄。袁科長和副官因為經驗不足，炒的豬肉之類的菜肴肥油太多，一凍都成了一塊塊豬油疙瘩，很不好吃，幸好還炒了點黃豆，勉強可以下酒。我聽了袁科長的彙報，交代他們好好總結經驗，把聯歡座談搞得更好一些。

　　第三天晚上來聯歡的東北軍增加到十幾個人，其中還有兩個連排長、一個副官。這晚上袁科長接受教訓，多炒了一些黃豆，還炒了幾盤雞肉、瘦豬肉，鹵了幾盤牛羊肉，下酒的菜肴豐盛多了。東北軍見紅軍招待他們這樣好，也掏出幾包「三炮臺」好煙捲作為回敬，雙方談得很親熱。臨別前，他們要求袁科長轉告紅軍首長說：「紅軍弟兄寫標語要求東北軍要愛護老百姓，我們不敢隨便拿老百姓的柴草烤火，小村莊又住不下多少人，露宿村外實在太冷。明天紅軍弟兄們轉移時，最好能讓出一兩個大一點的村莊給我們宿營。」

　　袁科長也向他們建議說：「今天你們打的槍太少，槍聲不很激烈，你們的上司向蔣介石交不了差。」

　　東北軍官兵沒料到紅軍替他們考慮得這樣周到，感激地說：「對，對！我們每個團都設政訓處，蔣介石派來的特務都是一些走狗，他們會向蔣介石告密，給我們的上司為難。」

　　果然，第四天開「仗」，東北軍打槍打得特別激烈，連水機關槍（重機槍）也「嗵嗵嗵……」地打得挺歡。可仔細觀察，重機槍簡直成了高射機槍了。從遠處聽來，槍聲一陣緊過一陣，很像是一場激戰。

　　這天下午，我們又撤出十幾公里，留下兩個大村莊讓東北軍宿營。當時，我考慮到聯歡在村外破廟或破窯洞進行，天氣太冷，所以，請袁科長約定東北軍到紅軍駐地的村莊來聯歡，還邀請他們多來一些人。

　　這一晚，東北軍來了二十多個人，其中還有個別校級軍官。袁科長把他們分散安排在幾戶老百姓的窯洞裡座談。在老百姓家有熱炕坐，酒菜也不涼，邊喝酒邊談話勁頭更大。有的老鄉在一旁也插插話，象拉家常似地問東北軍官兵家裡還有什麼人？一談到家，東北軍官兵就傷心落淚，有的還訴說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景，邊訴說邊嗚咽地哭起來。

　　有的老鄉還問東北軍官兵說：「紅軍是咱老百姓的隊伍，專打日本鬼子的，當官的咋叫你們來打紅軍？」

　　東北軍官兵馬上表白：「我們不願意打紅軍，我們東北軍大部分長官也不願意打內戰，是蔣介石這個老小子硬下命令逼著我們打的……」

　　這樣無拘無束地隨便交談，氣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通過談心把政治工作做到東北軍官兵的心窩裡了。這樣，我們師同東北軍一二九師白天「打仗」，夜晚聯歡，「激戰」五六天，雙方無一傷亡，真是一場奇特的阻擊戰。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軍前沿陣地發現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已經全部撤走，陣地上留下許多「紅軍弟兄們，再見！」「紅軍弟兄們，抗日前線再見！」的字條。不久，我們師就接到指揮部來電，得悉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扣留了內戰禍首、賣國賊蔣介石以及四十多名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好消息。全師指戰員個個精神振奮，營區內外歡聲雷動，比打勝一場殲滅戰更加令人歡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親日派何應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藉口「討伐叛逆」，調動大量軍隊，從東、西兩個方面向西安推進，企圖擴大內戰，並乘機奪占蔣介石的統治地位。中共中央為了支援東北軍和西北軍粉碎何應欽的進攻，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決定紅軍主力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二、第六軍團等部隊由定邊、環縣地區南下，擬經長武、咸陽、興平進到藍田、商縣以南地區，協同東北軍、西北軍突擊敵東路集團軍劉峙部左翼，力求殲其大部或一部；以第二十八、三十三軍和陝甘寧獨立師留在環縣附近鉗制敵西路集團軍的第一軍；以第二十九、三十軍在定邊、鹽池、吳起警戒寧夏之敵；調我八十一師開往延安地區機動。

　　十二月二十六日，當我紅軍主力進到慶陽、正甯地區時，蔣介石已被釋放，敵東路集團軍由潼關東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蔣介石被釋放以後，又背信棄義，令東面十個師、西面和北面十五個師向西安對進。紅軍主力奉命進到西安北的淳北、三原、耀縣地區，第十五軍團進到西安東南的商縣，第二十八、三十二軍進至崇信、靈臺地區。我八十一師進駐洛川，準備支援東北軍、西北軍作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也從保安遷到了延安。

　　由於我們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作了對付蔣介石「討伐軍」進攻的準備，加之全國人民同聲遣責蔣介石，反對內戰，「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從而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創造了一個必要的前提。此時，我紅八十一師改編為紅二十七軍，賀晉年任軍長，王平任政治委員，我任政治部主任，在洛川地區休整待命。

　　不久，周恩來副主度從延安去西安，途經大勞山時遭到土匪襲擊，幸虧警衛人員英勇阻擊，保衛了周副主席的安全。事後，我紅二十七軍即奉命移防宜川縣東北的秋林鎮，邊訓練邊清剿宜川、延長、甘泉之間的土匪。這些土匪大多是經濟土匪，占山為王，打家劫舍、攔路搶劫；匪徒中不少是受生活所迫、挺而走險的農民。我們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很快便加以剿滅。

　　我紅二十六軍進駐洛川和宣川秋林鎮期間，為了同駐地周圍的東北軍搞好統戰工作，剿滅土匪，共同維護延安至西安的交通安全，軍的領導同志經常走訪東北軍駐軍長官，有時還帶著宣傳隊去慰問東北軍官員，為他們演出，宣傳我們黨團結抗日的主張，雙方關係日趨密切。東北軍駐軍長官也常有回訪。

　　有一次，駐宜川縣城的東北軍派代表來到我們駐地，慰問我軍指戰員，並向賀晉年軍長獻旗。錦旗上寫著：「獻給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軍長賀公晉年」。當時我們軍的領導幹部都很年輕：賀晉年僅二十七歲；王平年紀稍長，才二十九歲；我的年紀最大，也才剛滿三十歲。東北軍尊稱賀晉年軍長為「賀公」，當然是舊軍隊官場上的客氣話，但也使我們這些年輕的軍的領導幹部大為驚訝，一時傳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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