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四章勝利與挫折(7)

第四章勝利與挫折(7)

　　大湖坪整編後，彭德懷仍為紅三軍團軍團長，滕代遠仍為政治委員，鄧萍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紅三軍團直轄三個師，由原紅五軍第一、二、三師合編為第四師（原紅一師為第十團，紅二師為第十一團，紅三師為第十二團）；由原紅二十一軍一部、紅七軍一部和軍團特務營一部合編成第五師；由興國模範師改編成第六師。每師編三個團，每團編三個營，每營編三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我因行走不便，分配到軍團教導營先任黨總支部書記兼政治教員，不久即任教導營政治委員。

　　教導營直屬軍團領導，營長先為段連喜，不久由彭紹輝接任。教導營主要擔負培養營、連、排級軍政幹部的任務，平時，各部隊將優秀的基層幹部和士兵選送到教導營培養訓練，戰鬥中基層幹部傷亡較大，缺額時由教導營選派幹部補充，這就發揮了儲備幹部的作用。

　　我剛到教導營時，教導營在甯都的賴村一帶根據地進行訓練，一九三三年七月後，我和彭紹輝營長即率教導營隨「東方軍」兩度入閩作戰，隨後參加第五次反「圍剿」戰鬥，邊戰鬥邊訓練，通過總結作戰經驗和政治工作經驗，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

　　§東方軍兩度入閩

　　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六月五日的軍事訓令，作出了《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中央蘇區紅軍，應迅速地求得贛江流域的連續勝利，以奪取贛州、吉安、樟樹、南昌、九江等城市為目的」；並要求閩西蘇區「應以主力向閩北發展，造成廣大的蘇區，與贛東北蘇區打通，成為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東方一翼」。由於決議通過後不久，第四次反「圍剿」已經開始，紅軍主力未能入閩去爭取江西「東方一翼」的勝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組成「東方軍」入閩。

　　與「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同，毛澤東同志根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救亡熱潮的新形勢，積極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應當開向閩浙贛邊區，通過援助上海抗戰來組織抗日力量，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的賣國陰謀，以推動全國抗計高潮的發展，同時打通中央蘇區和閩浙贛邊區的聯繫，擴大蘇區，擴大紅軍，為以後反「圍剿」準備條件。可是「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僅不採納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反而錯誤地給他加上「反對中央的進攻路線」、「遊擊主義」、「右傾保守主義」等大帽子，不斷排擠毛澤東同志對党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他們藉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讓毛澤東同志到蘇維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銷他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下旬，在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蘇維埃主席的同時，免除了他的中革軍委主席的職務，只安排他為中革軍委十五名委員中的第十二名委員；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澤東同志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黨中央在白區難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蘇區。五月十二日，中革軍委加委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並以軍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軍在前方指揮作戰為由，委任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達八個月之久，指揮全國紅軍，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更直接地在蘇區和紅軍中得以推行。

　　「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被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儘管每次勝利都是在周恩來、朱德同志堅決抵制中央的「左」傾錯誤指揮的情況下取得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但他們卻盲目地鼓吹這次勝利是執行他們的「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的結果，從而更助長其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使「左」傾冒險主義在紅軍中氾濫成災。

　　王明、博古和項英等人本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特別是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又絲毫不吸收粉碎敵人第一、二、三次「圍剿」的豐富經驗，更不重視戰場指揮者的實際經驗，不調查研究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具體情況，盲目地主觀地提出許多「左」的口號，確定了許多不能實現的緊急任務：什麼「籌款百萬，赤化千里」，「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打正規戰」，「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蘇聯的一套經驗。

　　博古等人還竭力依靠、抬高其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曾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與王明關係較好。後被蘇聯情報機關派到中國東北做情報工作，因他在東北呆不住，轉到上海，被項英聘為軍事顧問），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之後，博古、項英更是放手讓他掌握紅軍的實際指揮權，使他成為包攬軍委一切工作的「太上總司令」，從而實際上剝奪了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軍事指揮權。

　　他們提出的所謂「兩個拳頭打人」，就是把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兩個主力部隊分開作戰，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本來從一九三〇年八月組建紅一方面軍之後，一、三軍團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領導、指揮下，從來沒有分開過。兩軍團並肩作戰，互相配合，擰成一股繩，所向披靡，形成一個無堅不摧的拳頭砸向敵人。但是，在「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決策下，兩個主力部隊被分割，打擊敵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們害怕根據地的罎罎罐罐被敵人打爛，以一軍團為主組成中央軍，於江西的宜黃、樂安、南豐一線，正面牽制崇仁、金溪之敵，看守中央蘇區的北大門，使它失去機動靈活殲敵的機會，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又一度以一軍團為主改組為「西方軍」，節節阻擊「圍剿」中央蘇區之敵，同樣失去機動作戰的機會）。

　　同時，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軍團（暫缺紅六師）為主，包括福建的紅十九師組成東方軍，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滕代遠為政治委員。為配合作戰，還命令紅三十四師及閩贛軍區部分分區的地方武裝亦統歸彭、滕就近指揮。東方軍組成後，七月二日，紅三軍團即率紅四師、五師由江西廣昌的頭陂地區出發，分兩路經新安、丹溪和驛前、石城向福建進軍，於七月五日到達寧化以西地區集結，執行收復閩西被國民黨十九路軍侵佔的連城、新泉蘇區和開闢閩北新蘇區的戰鬥任務。實際上當時因為沒有紅一軍團的協同配合，東方軍雖然奮力苦戰，但孤軍奮鬥，搞得疲勞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東方軍雖然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但在紅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的正確領導下，在東方軍彭德懷、滕代遠和楊尚昆（滕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調離後，楊接任政治委員）等同志的正確指揮下，全體指戰員英勇作戰，艱苦奮鬥，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仍然打了很多勝仗，殲滅了大量敵人，打開了一些城鎮，擴大了政治影響，擴大了紅軍，籌集了大量物資，部分地解決了中央蘇區和紅軍的穿衣、吃鹽等等困難。東方軍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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