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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勝利與挫折(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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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黃昏後,彭雪楓就和郭炳生帶領五團南返,不料半夜裡狂風驟起,電閃雷鳴,大雨如注,伸手不見五指,加上山道崎嶇,路旁草深林密,郭炳生就乘機帶著特務連幾個親信溜走,逃往樂安投敵,墮落成了可恥的叛徒。我聽了彭雪楓的情況介紹,肺都氣炸了,後悔沒有看透郭炳生這個叛徒的真實嘴臉。過去總認為他作戰勇敢,只是作風粗暴、思想方法上有偏激,是可以教育過來的;沒想到他在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威脅面前,竟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成了無恥的逃兵、叛徒。 郭炳生的叛變激起了全師指戰員的極大義憤,大家同聲聲討郭炳生的罪行,也一致稱讚彭雪楓政委當機立斷、機智勇敢地粉碎郭炳生企圖欺騙、挾持紅五團叛變投敵的陰謀。後來,中革軍委為了表彰彭雪楓政委在樂安事變中英勇機智挽救部隊的功勳,特授予他一枚光榮的「紅星獎章」。 彭政委談完了「樂安事變」的大致經過之後,親切地察看我右腳腕的傷情,看到我右腳腕連同小腿腫得很粗,局部已化膿潰爛,非常心疼,馬上去找軍團衛生部醫療主任饒正錫商量,決定馬上給我動手術。 當時麻醉藥品很缺,但怕我在手術中受不住疼痛而休克,彭政委要求給我作全身麻醉。動手術那一天,他一直守護在手術臺旁邊,看著饒正錫主任給我排除膿血,挖掉潰爛的肌肉,校正扭傷的腳腕關節,上了夾板。手術後,又守護在我的床邊等我蘇醒過來,他才松了一口氣,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現在好多了,沒有手術前那樣揪心地疼。」他告訴我說:「動手術的時候,你睡著了,但割斷三條筋的時候,你的腳都會抽搐,跳一下,跳一下,可見腳筋這東西是很敏感的。」他連說帶比劃,說罷,哈哈地笑了。他這一笑,我的緊張心情好象也輕鬆了許多,跟著笑了。 彭政委這樣關心部屬,體現了我軍上下級的親密關係,使我終生難忘,當時要不是彭政委果斷地找人給我動了手術,讓傷勢再惡化下去,右腳可能要鋸掉,要是感染上「破傷風」更有致命的危險,是彭政委在危險中挽救了我。 手術後不久,我從東韶軍團衛生部被轉送到寧都後方醫院繼續治療,不料十月間又傳染上瘧疾、痢疾,傷病交加,使本已虛弱的身體更加衰弱,由於當時醫療條件不好,藥品少,營養也差,一度病情十分嚴重,幸好寧都醫院盡一切努力搶救,才從死裡逃生。 十一月間的一天,我在醫院裡突然遇到一個患瘧疾的病號,他是不久前從我的家鄉逃出來參加紅軍的新戰士,見了我特別親熱。他告訴我,自從一九三〇年冬紅軍主力過贛江之後,長沙的國民黨軍隊就經常下鄉「清剿」遊擊隊,土豪劣紳又猖狂起來。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軍官湯文燕帶兵到大溪源抄燒共產黨的地下石印局(即印刷廠),路過雙坑村將我二哥鳳廷抓到永和市殺害。反動派還 慘無人道地把風廷的心臟挖走,聽說是挖去炒了吃,屍體在圩場上暴露好幾天,沒有人敢去收屍。聽了這不幸的消息,我既悲痛又憤恨,誓為二哥報血仇。 接著,我又問起我家裡親人的情況,開始他吞吞吐吐推說不大知道。我想,他是雙坑人,怎能不知道我雙坑生父和西坑養父家的情況呢?在我再三追問下,他才告訴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家鄉流行瘟疫,有的說是瘧疾,有的說是傷寒,死了很多很多人,我在雙坑的生父母、大哥鳳彝,在西坑的養父、兩個叔叔和我的妻子劉氏以及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在這場瘟疫的三四個月內先後死去。因為村裡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染上瘟疫就逃了出來,想到江西來找當紅軍的叔叔,可是,他流浪討飯到了江西,找到了紅軍後才知道他叔叔已經犧牲了,他便參加了紅軍。 這突如其來的噩耗是晴天霹靂,是一場惡夢!當晚,我通宵不能入眠,想起了生我養我的父母親,在他們臨終前我不能侍奉湯藥於左右,沒能盡一點做兒子的孝心;想到從小同我一起長大、結婚十年的妻子劉氏,她溫柔賢慧,勤勞儉樸,從進我家門就辛苦勞碌,侍奉老人,撫養兒女,含辛茹苦一輩子,才二十八歲便過早地離開人世,沒有過一天吃飽飯的日子,怨恨自己沒能盡到做丈夫的責任;想到我兩個聰明伶俐的兒子和天真可愛的女兒,從哇哇墜地就一直過著淒苦的日子,小小的年紀便夭折了;怨恨自己沒能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想起家裡只剩下養母一個老人,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今後怎樣過日子?悲痛、自責把心都絞痛了,絞碎了。淚水湧泉般地流淌在作枕頭的包袱上…… 可是,黎明時分我轉念一想,自從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決心為革命事業不惜犧牲,貢獻自己的一切。古人雲:「忠孝不能兩全」,「有國才有家」,許多同志的親人在敵人的屠刀下犧牲了,許多烈士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為革命作出犧牲的何止我一人一家?作為一個革命者,為了革命事業,以「小我」的犧牲,換取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這個「大我」的解放、幸福,這是值得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央蘇區軍民都行動起來,加緊準備粉碎敵人第四次反革命「圍剿」,我很想能參加這場戰鬥,可是腳傷尚未痊癒,每走一步都要依靠拐杖,真是惱人!這時,為了做好戰前的準備,醫院把我們一大批傷病員分別疏散到群眾家中隱蔽,繼續進行治療。 一九三三年一月,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了中央蘇區,進一步貫徹「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排斥毛澤東同志在紅軍中的領導,要求紅一方面軍採取「先發制人」的方針,進攻敵人重兵設防的南豐城,企圖以此來破壞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二月十二日,當強攻南豐不克,得知敵人重兵增援南豐時,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毅然改變「先發制人」的錯誤方針,仍採取毛澤東同志在三次反「圍剿」中採用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和打運動戰、打殲滅戰以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中央蘇區軍民同心協力作戰,先後取得了黃陂、東肢戰役的勝利,殲敵三個師,俘敵一萬余人,于三月下旬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我每次聽到勝利捷報,都高興得手舞足蹈,更積極地鍛煉身體,練習走路,想爭取早點恢復健康,返回部隊參加戰鬥。 有一天,彭雪楓派人到我住的群眾家裡來看望我,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叛徒郭炳生投敵後,從樂安到了杭州,敵人委任他一個「擔架師」師長的職務,實際上是當民夫頭子。冤家路狹,在黃陂戰鬥中被我紅二師的戰士發現,戰士們怒火萬丈,用「步槍排射」集中火力把這個可恥的叛徒郭炳生亂槍擊斃,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的腳傷初愈,可以不拄拐杖走路,即積極要求出院,經寧都後方醫院檢查,認為仍有殘疾(建國後評定「三等殘廢」),建議回部隊後邊工作邊休養,我便回到軍團部駐地樂安的大湖坪。 六月七日,中革軍委發佈改編紅一方面軍的通令,要求撤銷軍的建制,將方面軍所屬的小軍小師改編為「三三制」的大師大團,決定原紅三軍、四軍、二十二軍和瑞金模範師改編為紅一軍團第一、二、三師;原紅五軍、七軍、二十一軍和興國模範師改編為紅三軍團第四、五、六師;與此同時,紅五、六、七軍團也同樣進行改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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